别样的小说实践——宁肯小说的现代品格(鲁太光) 

　　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又被媒体断章取义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因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引发了一场争论。从根本上看，顾彬所提，既关涉小说的艺术可能，更关涉小说的精神可能。更进一步说，顾彬提出的是：在当下语境中，作家如何在作品与世界间立足的问题。

　　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最近阅读发现，顾彬所提问题，在中国当下小说创作中并非没有好的范例——宁肯的小说就是很好的明证。阅读中，笔者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宁肯的小说，在多个维度上解决了当下小说写作的困境，创造了别样的现代小说文本，值得尊敬。

　　小说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在阅读中，我们首当其冲面对的，是小说的语言，而对我们的阅读产生直接或首要影响的，也是语言。在现代社会速度或数量几乎决定一切的前提下，即使在所谓的“纯文学”中，也很少有作家对语言倾注大量精力，更谈不上倾心于语言的文学化和艺术性，倾心于语言的时代感和及物性，因而，语言问题几乎成为当下文学创作中的一大问题。坦白地讲，就整体而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可谓乏善可陈。

　　然而，这还只是态度问题、表层问题，也是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更为严重的，是认识问题，是作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问题，是作家对语言的提炼问题，是语言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即：语言现代性的问题。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世界，现代世界的这一“物化”特征投射到文学创作中，就产生了语言的同质化问题，产生了语言的粗鄙化问题。在这一整体语境中，许多作家放弃了写作的难度，顺现代潮流而下，使创作成为时代的附庸，使语言成为时代的点缀，也使自己成为时代的奴仆。

　　自然，在这样的困境中，也有不少作家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并作出了多种尝试，但在空前强大的现代语境中，这些尝试却收效甚微。为了抗拒现代世界的粗鄙化倾向，一些作家向传统回归；为了抗拒现代世界的同质化倾向，一些作家追求语言的个性化或地方化；为了抗拒现代世界的固化倾向，一些作家向内转，追求语言的内在化……在这个问题上，宁肯的文学实践极富启示意义。

　　径直突入现代生活的核心

　　纵观宁肯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当下作家中，他不仅是现代体验极其深刻的作家之一，也是现代知识极为丰富的作家之一，因而，他对“现代性的后果”之认识，也极为深刻。正是这种现代体验的深刻性和现代知识的丰富性，为宁肯的写作提供了准确的坐标，使他做出了令人赞叹的选择：在现代大潮中，他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作家那样随波逐流，而且也没有选择我们上文所述的抗拒或逃避之路，而是直面现代生活，径直突入现代生活的核心，在与现代生活的深度接触中突围而出，创造了一种既是现代的又是反现代的小说文本。这首先表现在其小说的语言艺术上。

　　新世纪以来，宁肯最为瞩目的创作成果无疑是其长篇小说。我仔细阅读了其《蒙面之城》《沉默之门》《天·藏》三部长篇，深深地为其对语言的敬畏、对语言的提炼、对语言的创造所折服。在很多人甚至连一段话都无法静下心来打磨的当下，宁肯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每一部长篇小说的语言都字斟句酌，我们可以说其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一卷长诗，一卷洋溢着或幽微或盛大、或朦胧或准确、或敦厚或犀利的语言光泽的“现代启示诗”。在宁肯那里，语言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更是一个认识问题，甚至是一个哲学——语言哲学问题。换言之，宁肯诗一般的小说语言，既是他对现代生活的呈现，也是他对现代生活的抗拒，还是他对现代生活的超越。这既体现在其小说中的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中，更体现在其小说语言的整体结构中。

　　就宁肯小说创作整体而言，毫无疑问，《蒙面之城》使他收获了读者众多的赞誉，初步奠定了他在小说界的地位。但就创作本身而言，这时，其独特的艺术品格正在萌发之中，尚未真正形成，有时甚至稍显稚嫩，但到了《沉默之门》，其独特的艺术品格已经得以完整呈现。

　　《沉默之门》是呈现现代生活压抑人、异化人的小说——跟许多作家不同，宁肯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几乎都直面现代主题，而非回避。仅就小说文本而言，这“现代生活”既指涉革命年代——对倪老头的经历以及倪老头的经历对“我”的影响的描写就是这一年代的缩影，但在更宽广的范围内，这“现代生活”所指涉的，应该是“新时期”，尤其是1980年代末期以降高度物质化、欲望化、消费主义主导的“市场化”时代——关于这一点，作家不仅在小说中以主人公李慢先后供职的两家报社解体的时间予以暗示，更以李慢第一次失业后找工作的荒诞经历进行全面铺陈。按照世俗的也是通常的叙述，这一“市场化”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对这样的时代的文学呈现，即使不用诗的语言，至少也应使用平实、朴素、稳健的叙述。然而，《沉默之门》中关于这一时代，作者使用的是灰色的、暗淡的语言，使用的是愤怒的、反讽的语言，使用的是急促的、憋闷的语言。而李慢因为与唐漓的爱情遭遇中断而住进精神病院后，作者对这一非正常的人类居住环境大量使用“正常”的语言，使用安静的、透明的、清晰的、稳定的语言，到该章结尾时，更是使用大量诗意的、抒情的、哲思的语言，特别是李慢和杜眉医生在干河上看到静卧的羊群的段落，那无边的诗意建构了一个诗意无边的世界。事实上，到这里，作者潜藏在语言背后的主体意识已经水落石出。简言之，作者通过对语言“常识”的颠覆，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常识”，让人们在这种“反常”的刺激下冷静、停顿，得以静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第四章“南城”中李慢在“眼镜报”的荒诞经历已非必要，而作者之所以在故事“结束”后再次设置这一灰色场景，不过是为了在重复中提醒我们：到底怎样的生活才是“正常”的呢？

　　“慢速度”的叙事节奏

　　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是小说的形式问题，即结构问题，或者说，叙事节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宁肯的独到之处。

　　现代社会是物质社会，这个物质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高速前进，而这个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就是因为这速度带来的，而且，这样的问题，正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爆发。面对这不断“加速”的社会，我们的文学该如何面对？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问题。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大多数写作不是选择与这个社会“同步”“前进”，就是选择“加速度”，甚至选择“超速度”。而宁肯，再次反其道而行之，在其写作实践中，逐渐选择了一条“减速度”乃至“去速度”的途径，这主要体现在作者的叙述形式或叙事节奏上。在其成名作《蒙面之城》中，这种“减速”的倾向还不明显，或者说，作者在主观意识上想要减速，想要抗拒不断加速的社会——马格之所以踏上永不回头的流浪之途，表面上看，是出于对“我是谁”的追问，而实质上，又何尝不是出于对速度——在小说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成功”——的恐惧和抗拒呢？又何尝不是出于对一种“慢”的生活状态——在小说中，表现为非功利化或去功利化——的向往和选择呢？不过，主观愿望是一回事，真正的艺术表达则是另一回事。实际上，在《蒙面之城》中，作者对“慢”的生活状态的表达采用的其实是一种“快”的叙述节奏——马格以梦为马的流浪或追寻之旅，在很多时候依靠的是通俗文学的叙述，小说的情感和精神进程是依靠异域风情、依靠猎奇、依靠奇观得以支撑和推进的，尤其是小说结尾，尽管作者依靠一场突发事件——深圳大学的秘密演出和警察的强力介入——化险为夷，避免了马格无可避免地走向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从深层次看，马格还是未能“免俗”——他离开弹孔乐队，再次“出走”，投身妓女的怀抱，难道不也是以其另类成功为背景吗？

　　这一意愿与实践相背离的情况，在《沉默之门》中得到了完美的翻转。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推动作家写作《沉默之门》的动力跟《蒙面之城》没什么本质区别，仍然是为了表达“慢”的思想。但这时，“知”已与“行”合一，小说的叙事形式也因此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小说第一章“长街”无疑是“快”的，是“加速”的，该章最后，李慢推销《北京餐馆指南》的行动与呼喊是那样的急促、疯狂，以致让人产生窒息的感觉——这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绝妙的隐喻。然而到了第二章“唐漓”中，小说的叙述节奏却突然“慢”了下来，“慢”得舒缓，“慢”得忧伤，“慢”得别致……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慢”视为对第一章的“快”的缓解——小说精神层面上的缓解。然而，就在第二章最后两页中，小说却一反常态，在李慢和唐漓舒缓诗意的爱欲故事中，突然插入一段冰冷、激进、疯狂的文字，将小说的叙事速度推至极限，将主人公李慢推入“疯狂”之境。这似乎仍然是一个隐喻，隐喻现代社会中“慢”的奢侈。为了缓解这短短千余字造成的极端的速度，第三章“医生”再次回归无边无际的“慢”之中，在这样的“慢”中，生命的意义再次浮现……小说中这种“快”与“慢”的交织产生了难以言表的叙事效果：使“快”的更“快”，“慢”的更“慢”；使“正常”的变得“反常”，使“反常”的变得“正常”；使“现实”化为“幻象”，使“幻象”化为“现实”……

　　在《天·藏》中，宁肯对艺术形式的操练，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对“慢”的表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一部长达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作者不仅过滤了几乎所有故事性的文字，而且几乎过滤了所有叙述性的文字，只留下大段大段的沉思和对话。尽管如此，作者似乎还嫌叙述不够“慢”，又在小说中穿插了众多溢出的情节，甚至把学术论文中常用的“尾注”移植到小说中来。而且，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越到小说后面，“尾注”越长，甚至成为独立的章节，使小说的叙述更加枝蔓丛生……

　　至此，讨论已经离开“形式”切入“内容”，也就是说，作家之所以不断地放缓叙述节奏，不断地延宕小说情节，并非为形式而形式，而是有其深刻的艺术思考。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写作《天·藏》的艺术旨归是为了呈现人的存在，而非为了讲述一个故事。实际上，这是贯穿宁肯长篇小说的共同主题，只不过在《天·藏》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加淋漓的呈现而已。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意识到小说结构的几组人物关系的多义性与丰富性：马丁格与其怀疑论哲学家父亲、与静思者王摩诘之间产生了一种静修与思辨的张力；在王摩诘与维格、与于右燕之间，形成了一种沉沦与上升的张力；在维格与王摩诘、与诗人、与登山教练、与母亲、与马丁格之间更是形成了多重张力——爱与欲、内与外、前世与今生、敞开与囚禁……不仅如此，就是在小说主人公自身之中，也存在着多种张力。

　　在这种充满张力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的交织中，存在的多元性逐渐摆脱现实的控制凸显出来，而人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也因此得以摆脱物欲的控制凸显出来，生活也再次以开放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匮乏的文学品质。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呼唤的文学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