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写中重生(凸凹)
端午小长假，读《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47——1963)》，读得昏天黑地、乐不思蜀，其形状可用一词形容，即：饕餮。
毕竟是卓越的知识者，即便是日记和笔记，即便是断片与絮语，也有铺天盖地的思想波澜，也是不成体系的哲学大著，与柏拉图、尼采、维特根斯坦比肩辉映。其阅读快感，验证了她自己所说，知识的“渴求”，就像性的渴求，满足之后，焦灼平复，身体安详，心灵开花。
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爱意，因其死亡而悲伤，对她的崇拜，上升到“忠诚”的层面，不容他人对她有微词。也一如她之所说，“如果我对你不忠，是因为你对我不重要”，因为她对我太重要，所以没理由不忠。
她少时，因母亲对女孩的种种限制，她想割去乳房以示反抗，后来她真的割去了，是社会的种种滞阻限制了她的思想自由——“我获得自由，却不快乐”，她抑郁成肿，危及生命，被迫割去，却完成了最终的反抗。她一语成谶，类如先知。而在行为方式上，她是思想界的圣女贞德——人们一边依赖她，一边出卖她，残损之后，愈加完美。
她幼时因为读了居里夫人的传记，就特别厌恶周围的人对名利的追逐。她发现，一个素日里很可爱的人，一涉及名利，性情就大变，以至于姣好的面目也一下子变得丑陋不堪了。为了躲避客厅里大人们世俗的争辩，她甚至在后院里挖了一个地穴钻了进去。她向往“别处的世界”，内心激荡着一种强烈的欲望，即：“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这种东西，她后来从文学的书籍中找到了。她在文学中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快乐，意识到：文学是驶向“别处”的交通工具，而且——甚至更好——文学本身即可为目的地。从此，她只依赖自己的感受力，在文学中沉迷，把遇到的所有非文学环境统统排斥在外。她一生都过着地穴式的生活，却从“地穴”里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发出了最准确的声音。譬如人们为什么要读写——
她在1950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对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尽管我觉得作为艺术作品，它是那么微不足道”，因为马丁“能看到幻象的本领”，让我“觉醒”，人的价值是从凡俗、低微处拔腿，而走到高处。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路遥的《平凡世界》也是一部在艺术上“微不足道”的作品，但对国人却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吸引，也是因为它给了人们鸡变凤凰的希望，使人们有勇气从厚暗贫寒处跋涉到明亮饱暖之乡，有励志作用。
在同年11月17日的日记中，她说：“另一部对我来讲是关键的、‘提前看的’书——《写作生活回忆》(毛姆著)，让我完全信奉一种温文尔雅的禁欲主义，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又是在格局方面。”那一年她才13岁，就知道了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严肃”，那会使人有大格局，能成就“行至远方”的事业。而陷在欲望中的人，会弱化智慧，会愚钝、愚蠢。这也关乎“觉醒”，让人少走弯路，因为她体悟到，人的一生要想前后一致，就是要学会限制欲望。
1961年5月的一则日记，她明确提出“书是一堵墙”的概念，认为书是一个堡垒，“我置身于它的背后，人家看不见我……它可以变成弹药，向别人——墙那边那些我将与之讲话的人——开火！”她的话让我很会心，因为在生活中，人都有“羞怯”面世的弱点，是书中的智慧以及旷日持久的积累，使我们内心充盈，获取了自信和力量，有了坦然面世的勇气和能力。生活的真相往往是这样，我们不是热爱道德，而是惧怕不道德；而与其说是惧怕不道德，不如说是无能力为不道德买单。而书对不道德的揭示，对道德的界定，给我们设定了路标，让我们有能力规避不道德的路径，从而节省不必要的生命成本。所以，她说，卡夫卡哪怕最混乱的叙述，也具有让人惊警的现实魔力。
1961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她很形象地阐释了阅读在生命中的现实意义。她说，阅读行为被外界打扰，可以停下，在书上做一记号，事后接着阅读，快乐依然能够持续下去。那么，阅读的现实意义，就是它随时随地能给人带来生命快乐。
关于写作，她在1961年8月和1962年1月的几处日记中都有明确的论述。她说，写作是一种美的行为，是一种自我的心灵愉悦，是允许自己成为另一个“我”，并最终界定自己，实现个人拯救。写作还可以完成与这个世界的疏离，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使微不足道的自己“自以为是”。她反对写作的功利性质，把写作视为自我创造行为，是自我成长和壮大的生命方式。总之，一句话，写作能使个体存在具有足以抗拒被外界淹没的内在力量，真正成为自己。
她认为，写作者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写作者可凭借一人之力，体现出四种原则思想：创造、守护、破坏、修复。这就注定了，写作者拥有最丰富、最强健的生命气象——对内，修复残缺，扩张心域，气韵盈满，“我”即为圣；对外，破除荒谬，守护真理，主持公道，“我”即为王。
桑塔格的日记，处处有锋刃，剑锋所指，是我们的世俗心和苟活下的妥协与麻木。她让我们激情复活，看到文字世界的光亮所在，因而重建对读写的信任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庄重地履行使命。
这就是“重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