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夹缝中缓缓地成熟——谈70后作家的创作格局(王干) 

　　别说和王蒙这样的老一代作家比，就是和莫言、贾平凹、铁凝、王安忆这样的中生代作家相比，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算得上“晚成”。王蒙这一代作家在20岁左右的时候已经崭露头角，他19岁时就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刘绍棠更是被视作“神童”，上中学时教材已经选有他的小说《青枝绿叶》。而莫言这一代作家在30岁左右时也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莫言写作《透明的红萝卜》时30岁，贾平凹写的《满月儿》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时也才25岁，而铁凝发表《哦，香雪》时只有26岁，王安忆发表《雨，沙沙沙》也是26岁。当然比之王蒙那一代作家来说，莫言们似乎晚了近十年的时间。

　　70后作家如果是1970年出生的，该是43岁了，如果1979年出生的也有34岁了，和前辈比起来，他们是有些惭愧。更主要的是他们缺少旗帜性的作家，也缺少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可以用王蒙们指代老一代作家，用莫言们指代中生代作家，但70后作家很难找到一个符号性的指称。“70后”虽然概念早已流行，但概念下边却是指向不明的一群未成熟的青果。

　　古言说，国家不幸诗人幸。社会生活、人生阅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至关重要，一个优秀的作家，他背后沉淀的是民族的历史、社会的风云和个人的遭际。缺少社会历史生活的作家是很难写出震撼人心的大作品来的。王蒙这一代作家的早熟，与缺乏正常的学生生活有很大关系，与他们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所目睹、经历过的民族灾难和家庭困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经历旧的中国向新的中国的转折，而新旧社会的差异在他们心灵中产生的震荡是很难在常态下达到的。他们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对人生的深邃感悟，让他们在新时代来临之际率先歌唱、出击、沉思，当然后来的“右派”生涯更是为这种人生横添了更多的元素。而莫言一代作家基本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他们经历了中国社会颇为频繁的政治动荡，也经历了贫瘠甚至饥饿，他们从风口浪尖到社会底层，对社会横断面的了解极为深刻，这丰富了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在学生时代或许感受不到太多的刀光剑影，一进入社会就被时代的风暴、社会的大潮卷入，他们突然之间被催熟了。

　　70后作家，算得上真正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的一代。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一般来说没有遭遇过饥饿与灾荒，虽然“文革”后期有段时间出现过物资短缺，但比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灾荒和饥馑来说，已经算富足的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国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大旗下，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前辈们屡见不鲜的战乱、革命、运动、饥荒被日常生活的琐碎、平庸和清淡所代替，那些惊心动魄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淡出了，社会生活进入了常态。所以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基本都能完整地享受自己的学生岁月，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也就是说，一个70后作家走完正常的学生生涯已经有20多岁了，而不像王蒙、莫言这两代人，学业过早地荒废，被直接抛向社会，在20多岁的时候，已经是社会的中坚了。70后在20岁出头的时候，才开始找工作，才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的面纱以及面纱之后的社会。之前的两代作家，这个年龄正在被流放到边疆、乡村、荒野，正在社会的底层挣扎、抗争。

　　两相对照，70后作家的阅历是那样的苍白，期待他们迅速地写出容量大、社会性强烈的文学作品，恐怕不够现实。因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70后作家保持着沉默，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生活阅历、社会经验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资源，想象力、创造力、爆发力都是建立在基本资源之上的，没有生活的铺垫，没有社会的孵育，一个作家的创作必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晚熟对于70后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或许有人说，在本世纪之初，70后女作家曾经以“美女作家”的番号在文坛内外兴起了短暂的热潮，甚至一度让人感觉到70后登堂入室了。当时这些作家激起的浪花确实令人惊奇，但泡沫平息得也非常迅速，一些作家很快就消失了，仅存的几位也改换门庭，进入痛苦的蜕变期。到如今，不仅让人发问：“美女作家”安在哉？

　　这倒不仅仅是大自然的规律让红颜及早消失，而是她们的开端是逆文学规律而行的，她们及其幕后的策划者想在商业和文学之间找到一个捷径，在时尚和传统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立交桥。但历史很无情，“美女作家”借用了时尚包装的某些因素，因而短时间走红，颇有流行歌星的范儿，但流行时尚的特征在于骤聚骤散，来得快，去得更快。之后70后女作家群体轰然瓦解，烟消云散。

　　应该说，她们之中有几位的创作在文本意义上是有些探索的，并不是纯粹的商业性写作行为。但商业性的包装覆盖了她们在文本上的探索意义。而且她们被遗忘、被覆盖的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资源的匮乏。她们的创作基本是源于对自我的书写，尤其是对自我身体状态的书写，但身体是有限的，生活是无限的；容貌是有限的，心灵是无限的。她们在20多岁走上文坛，可谓早熟，但文学需要持续的写作能力和连续不断的作品问世，她们超薄的阅历可能比她们的衣衫还要薄，她们对自身深处的过度开采不能掩饰她们肤浅的社会生活资源。因而，息影文坛，或转向新的路径是必然的。

　　当然，80后的早熟也使得70后前进的步履更为迟缓。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写作直接与市场对话，不像70后“美女作家”犹抱琵琶半遮面，在商业化的后面拖着一个长长的纯文学的辫子。而80后的写作彻底与原先的纯文学传统断裂。当然他们的写作也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所以郭敬明直接选用了玄幻模式，以天马行空的非现实场景来取悦年轻一代的读者。而韩寒则凭借网络采用时评随笔的方式，一度成为新传媒的代言人。

　　虽然80后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但也由于生活和阅历的限制，影响他们向更大的境界迈进，以至于今天有人开始哀叹80后怎么老得那么快呢？未老先衰是缺少创作动力的表现，这种动力的衰弱很大程度在于早熟导致的早衰。

　　在这样的时刻，70后作家缓缓登场，或许如果没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冲击波，人们可能会将这样一群人遗忘，当然没有80后作家的衰退和萎缩也显现不出他们的存在。莫言得奖昭示着纯文学的写作在当下中国依然具有主流的位置，70后作为正宗文学传人的价值理所当然地凸现出来。

　　而70后作家尤其是男性作家在经历了成家立业、社会打拼之后，销蚀了身上的青涩和浪漫，他们开始正视生活的严峻，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因而他们的写作洗脱了早期先锋派的形式主义意味，沉浸到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性的感悟和思考中，在创作上开始呈现出新的审美意向和文学态度。他们特别擅长描写新的城乡关系带来的人性冲突：陈仓的《父亲进城》《女儿进城》写出了时代巨变对亲情、血缘的影响；刘永涛的《我们的秘密》在透现所谓真相带来的异变，重新审视人的异化问题；弋舟的《等深》在对下一代的成长的关注中，写出了时代的软肋：少年对生命的冒犯究竟是谁之过？这些70后作家的落笔、切入摆脱了小视角与小情调，不再是游走的一代，而是有担当的成熟一代。

　　虽然这种担当，这种成熟，来得晚了些，还缺少大作品支撑，但他们毕竟出现了，而且也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位，他们的坚实和丰富是文学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