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彭学军散文(樊发稼) 

　　最近我一直在读青年女作家彭学军的散文——她的两本薄薄的散文集，都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是《假装在长大》，一本叫《真的很天真》。不能笼统地称这些作品都是儿童散文，因为其中有少量实际是“成人散文”(很适宜于少年儿童赏阅)；甚至个别作品也许可以称之为微型小说，即小小说——当然亦可将它们看作是很有味道的“叙事散文”。不论怎么说，它们都是写得十分精彩的、好看的美文。

　　我几天前写了一篇短文，文中说：

　　“有时对一个作家来说，文体意识并不十分重要。我甚至还觉得，文学品种(样式)和不同读者对象的文学(例如“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之间，大可不必人为设置森严的壁垒。于作家最重要的是，写自己特别想写的，所写每一字每一句，必须是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无拘无束、自由地汩汩流淌出来的。我们应当坚持‘动情写作’，真正情动于中才写；只有感动了自己的事物，写出来才能感动别人。至于写成什么样，事前似不必太费心思。作品，只要能够弹响读者心弦，只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就好。”

　　其实这段话正是我阅读彭学军上述两本作品的感悟。

　　彭学军每一篇作品(绝大部分是散文)，尽管有的(很少)看起来不像文体理论所规范的文学散文，个别的像是小小说，如《小妹妹回来了吗》《深情的老门槛》等；或者不一定是儿童文学，更像是“成人文学”、“成人散文”，如《水灵灵的凤凰》《西藏片段》《绿皮车》《听见马赛港在歌唱》和《不如归去》。但每一篇作品都是真正的文学、真正的艺术品，都很感人。

　　彭学军这些作品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她暗合了我“动情写作”的文学主张。无论是取材童年回忆、儿童视角，还是域外游记、成人视角，字里行间都倾注了写作者深深的、浓浓的感情。不论什么题材的作品，写的都是写作者的亲历，有“我”在场，有“情”垫底。这种情，是亲人(父女、母女、姐妹)之情、师生之情、同学之情、童子之情，甚或完全不认识、只是萍水相逢的朴素的人际感情，即人的善良感情。这种情，透着弥足珍贵的人际关爱，而不是互相对立、嫉妒、怨怼乃至仇视。作品饱含了这种爱的情愫，即使写的是丑陋和不幸，让人咀嚼痛苦乃至灾难，荡漾在心头的仍然是、必定是温馨和煦的阳光。

　　彭学军是一位机智聪明的作家。她在写作时知道要回避一些东西，不把某些事物真相和盘托出，耐人把玩、想象、思而得之。例如作品里的“我”，几乎可和彭学军本人画等号。以她的年纪，应该亲历过某些负面的东西，比如小时候没书看，跟随父母多次迁徙，她本人甚至一度寄养在别人家，以及某同学的父母突然可怕地变得“有了问题”，并牵累于子女，等等(见《会跳舞的第六根手指》)。这些在作品里仅仅一笔带过，但凡有一定生活阅历的读者，必心知肚明其原因。

　　彭学军的这两本书，版权页上标明是“散文集”。书里所收，实际极大部分确是地道的儿童散文，这些散文都是她回忆童年的艺术结晶。作品里浸润着作家对其湘西故乡的无比热爱之情，以及对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的无限眷恋。作品里哪怕仅仅一扇腰门、一条安谧的青石板路、一座吊脚楼及其临河的木格窗子、一只羽毛艳丽的山鸡、乃至古城城墙及老街之种种境状，一经她简约、温婉、细腻的文字描摹，其活脱脱的鲜活画面无不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而生出一种莫名的美好向往。

　　彭学军的童年散文充满令人愉悦的儿童情趣。《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女孩》(题目似有点吓人，好处是充满悬念)，相信是一篇真实的童年纪实作品，内容是“我”小时候和伙伴们玩藏猫猫游戏，女孩子竟然藏到了棺材(寿材)里，而且躺在里面还安然入睡(因偷喝了主人家的几勺米酒，不胜酒力)，写得有趣极了。可能是由于彭学军写惯了小说，她写散文时常常不经意间带着小说的笔致，例如写人、画景，例如情节性强，甚至屡有戏剧冲突——虽然淡淡的等。这或许也是其散文特别好看的原因吧。

　　彭学军这两本薄薄的作品集，真正属于老少咸宜。我想我们众多写作同行可从中学习、借鉴到很多有益的东西；对广大小读者来说，认真反复阅读、赏析这些美文，在好多益处中，我特别看重的是：必定有助于作文，有效地提升写作的实际能力。(樊发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