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权的高度——孙晶岩《中国看守所调查》读后(田珍颖) 

　　人权理念的建立和人权事业的发展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由每个国家和民族依自己的特点推进和完成。孙晶岩的《中国看守所调查》是一本涉及人权的书，其中的采访遍及十几个省市、200多名在押人员、100多名监管民警，不仅覆盖面广，而且包含着超大的信息量。同时，作者在创作准备中的跨界思维更进一步提高了这本书的真实度。

　　《中国看守所调查》创作思想的起点早在30年前就已经开启。30年间，作者多次涉笔监狱、司法等范围，积累了大量跟踪采访的记录。同时，这个漫长而深入的过程也使作者有了对比思考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孙晶岩运用正确历史观，对司法、监狱、人性执法的进展状况得出了较公正的结论。

　　大量材料的占有成为本书真实性的支撑。尽管在向文学创作的转换中，本书在归纳类型和创造典型上都难免有些欠缺。应该看到，作者的写作力度着重在铺大覆盖面上，因此，作品为社会学提供的认识仍是值得肯定的。在众多的司法、监狱文学中，《中国看守所调查》给予我们的震惊是不可小觑的——它的人性化含量的密度、深入程度是之前一些同类书籍未能达到的。

　　书中有无数感人至深的人性化执法故事：那个把看守所叫做“俺家那五百口子人”的警官、那个为艾滋病在押犯涂抹药物的警官、那个被少年犯叫作“爸爸”的警官、那个主张用优雅的唐诗来教化犯人的警官、那个主张将国家受灾情况严肃如实地告诉犯人的警官、那个挽救了死刑判决犯生命的警官……他们用洁白的人性之布擦拭着在押犯的心灵，他们人性执法的自觉性、细致性、坚持性让我们看到人类美好而高尚的心灵境界。

　　但作者笔下的故事并未停留在警察人性执法的平台上，而是探笔写去，寻找这人性执法的反响和结果。这是一个深入而极有意义的探求，正是有了这个探求，本书关于人性、人权的书写才脱离了以往单向度的描写，而把这个重大课题画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迹。当作者展笔于在押犯们的“回馈”时，我们真正看到了人性执法的力量，真正体味到警察们的境界和高度。

　　请看：一位死刑犯在临刑前坚决要求家属向看守所送锦旗，以表示自己虽死也要悔过的思想历程；有死刑犯将遗言留给民警，托其照顾自己的父母儿女，而民警也经年不忘地履行着承诺；出狱的少年犯带着母亲，自千里之外来京看望看守所的民警“爸爸”；8名民警在地震中带领108名犯人，千里转移无任何事故；听到别处地震，犯人自愿要求捐款以赈济灾区同胞……这些对民警人性执法“反馈”式的故事，在本书中分量很大，无不令人落泪，这也正是作者要渲染的人性的力量。《中国看守所调查》让我们看到民警“给予”的种子最终复苏了人类的真善美，形成了环形的和谐。因此，这部作品超越了对民警的赞誉，认识到人权和人性的重要意义。

　　此外，高度的现场感是本书的又一亮点。报告文学作品的现场感不仅是其真实性的保证，更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而产生互动效益。《中国看守所调查》的现场感大大提高了全书的质感。本书的现场感首先得益于作者在采访中的“跟班作业”。有时，作者从早到晚跟定几位警察，体会他们忙碌而平凡的工作；有时，作者在一定时间里重点了解一个看守所的状况，对重点犯人进行采访。在这种环境中，监室的环境、氛围全部浸入在了人物和故事中。每天的感动或思考都在第二天的采访中得到一种内在的延续。有了这样的现场感受，故事无需渲染，只要一动笔，就有了看守所气息的传动。

　　除此之外，作者还亲自获得了第一现场的目睹感受，这不仅是社会学应参照的可贵资料，也是文学创作灵感的来源。比如，在春节，看守所煮3000多斤饺子的大场面，维系着人心的现实经历；“零点释放”时，作者目睹了在押人员与亲人的久久相拥，见证了人性执法的社会效应；作者在死刑犯临刑前一夜对其进行采访，引起的生命震撼，让人留下一生一世的深刻记忆……

　　《中国看守所调查》并非猎奇之作，作品中寄托的关于人权、人性的探求不仅拓宽了我们的思路，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更教会我们在人权事业的推进中做一名会思考的有心人。这些现场感的积累一一融化在书中，营造了强烈而真实的看守所记忆，促就了全书的瓷实和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