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这高高的帕米尔——曾哲与一所希望小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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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不到西部，不知道中国之大。 曾哲挥手在地图上一指，就把他的新校址定在了帕米尔高原的玛玛西牧场。 这里，西去北京约一万里，海拔四千多米，居住着几十户柯尔克孜族牧民。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在草滩上放牧羊和牦牛，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牧民说，我们每天看着太阳从这里西坠。这是太阳在中国最后落山的地方。 曾哲的两个合作伙伴，清华紫光公司和香港紫荆基金会，积极支持他的选择。 过了大约6个多月，2003年10月，“清华紫光紫荆小学”在玛玛西落成。在中国，没有比它更靠近西部边陲的学校了。 重回玛玛西 2006年6月21日，曾哲回到了玛玛西。站在第一次为孩子们上课的讲台前，他开心地笑了。人们说起当时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牧场书记说，那天你讲的是《爱》，你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曾哲说，你在后边听课，是不是还落了泪？这时，他的行囊中正放着十几天前刚出印厂，依然散发着墨香的新书《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在离开玛玛西的日子里，他以写作这本书的方式，与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牧民兄弟保持着心灵上的联系。两年多不能算长，他却写下近30万字，其中包括6个中短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 玛玛西的牧民和孩子，盛装迎接曾哲的到来。他们列队于村外两三里的路边，孩子们的手里晃动着鲜艳的花束，声声呼唤着他们的曾哲老师。曾哲一路走过去，每个人都上来和他拥抱，脸上盛开着灿烂的笑。我跟在曾哲身后，辨认着这些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一下子我就认出了那个叫玛合穆提的人，曾哲在书里称他为“我的24小时翻译”。他们紧紧拥抱，谁都不肯先放手。曾哲说，我的眼泪要出来了。我说我也是。我真觉得眼眶有些热乎乎的。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曾哲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行走作家”，他的写作，也不是什么“行走文学”。和走马观花式的行走比起来，曾哲更愿意自己能留在牧民的心里。他不大喜欢边缘化的说法，他觉得，自己把自己边缘化，其实是认同了一种无意义的人生，是“看着自己和他人烂掉”。 我们远远地就看到了飘扬在蔚蓝色天空下的那面五星红旗，曾哲说，那里就是学校。一排红砖砌就的房子，分割成几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室门前，里还修了一个排球场。欢迎曾老师重回玛玛西的仪式就在排球场上举行。大大小小四五十个学生，排成四路纵队，牧民们或站或坐，围成一圈。牧场书记先讲话，校长跟着也讲了话。他说，曾老师给我们建了一所漂亮的学校，玛玛西的孩子都争着来上学了。他用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小男孩儿，“这是我们学校最小的学生，今年刚5岁。”我忽然想到来新疆之前刚开过的曾哲作品研讨会，专家们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曾哲此行超越文学的多重意义。对于玛玛西的人来说就是这样，虽然他们也很喜欢曾哲老师带来的新书，但是，他们更看重曾哲老师建的学校，还有就是让他们看上了电视。 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停下来 曾哲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写作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他的生活和写作不经意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忽然丧失了它的亲近感，变得陌生起来，使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和恐惧。有一天，他终于离开了城市，逃到遥远的荒原之上。天苍苍，野茫茫，他似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清澈。这一走就走了14个月，他的足迹遍及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在那些夹杂着激动、不安和期待的日子里，他翻跃了六盘山、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大凉山、大瑶山……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穿越了藏北无人区，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住过牧民的毡房，戈壁的土窖，彝族的竹楼…… 当他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孤独回到城市，回到熟悉他的人群中间的时候，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称呼他“漂泊作家”，他的写作也被叫做“行走文学”。没过多久，行走成为一种时尚，作家们呼朋引类，都要去“行走”了。出版社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不惜投入资金，组织作家们“行走”。他们走新疆，进西藏，他被看作是这条道儿上的先行者。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困惑。“我们行走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呢？”他一再询问自己，“如果仅仅是为了新奇，为了所谓净化自己，为了寻求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感觉，为了表达对底层苦难的同情或尊重，那么，这种行走是自己离开城市的初衷吗？”这种疑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困扰着他。他也参加朋友们组织的“行走”，但他拒绝别人挂在他脖子上的标签。他担心这样下去，有一天，自己也许会成为蓝天上飘过的一片浮云。 其实，这些年来，曾哲在精神上经历了逃离、漂泊、寻找三部曲。这和一个作家曾经失去了当初的理想和信仰有关。他的逃离和漂泊，或者源于他的怀疑和困惑；而最终，他相信自己一定会重新找到精神的归宿。这时，他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生命的脉搏在这里应该有一次停顿。就像当初总有一种声音催促他出走一样，现在，那个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停下来。他的灵魂要靠岸了。如果说此岸是一片泥淖，那么，彼岸也许正开满了鲜花呢。他说，我找到了一种靠岸的方式，就是办一所小学校。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一个新的世纪来临的时候，2000年，他把自己抛到了云南独龙江。在这条江的上游，高山峡谷之间，他用当地的原木，盖起一排木屋。到了秋天的时候，学校建好了，绿树葱茏之间，“橘红色的”，他说。他为学校命名“雄当俊玉小学”。这是独龙江上游海拔最高的学校，周围几条支流上的孩子，都到这里来读书。去年他回访独龙江，看到学生已经增加到60多个了。人们夸他给这里的孩子带来了希望，他有些感慨，说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希望。 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 玛玛西牧场的清华紫光紫荆小学，是曾哲建的第二所希望小学。2003年春天，“非典”正闹得如火如荼，曾哲离开北京，来到了西部边陲的小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克陶县。县教委书记马军民接待了他。“我要在这里建一所学校。”他说。 马军民的手在地图上滑动，越过木吉乡，停在一片碧绿的草场上：“就是这里吧，玛玛西牧场，有我们一个教学点。”马书记说。 “还有比这里更靠西的学校吗？”曾哲还不死心，他一定要找个最边远、最艰苦、最需要学校的地方。 “没有了，再往西不远就是边境线了。” 吉普车把曾哲送到了玛玛西牧场。从阿克陶到木吉乡280多公里，从木吉乡再到玛玛西牧场，还有几十公里。这次重回玛玛西，我和曾哲同行，据说路况已经大大改善了，但从县城开到木吉乡，开始说只需五六个小时，结果还是走了11个小时，人有一种被颠散了的感觉。一路上，我努力想像曾哲当年行路的情景，应该比现在更艰难吧。“那辆破车，从玛玛西到木吉，36公里，一路上加了6回水。”他说。可能有些夸张，但水箱漏水也是实情。曾哲计划要建的学校，包括教室、宿舍、办公室、食堂共7间房，另外加一个厕所。这是玛玛西牧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厕所。事后证明，这间厕所成了玛玛西牧场的奇观。所有的建筑材料，红砖、水泥、木材，包括以后学生要用的学习用品、书本、衣物、电脑、发电机，以及电视接收天线，都是经过这条路运进去的。 沿途群山相连，江河横溢，雪水从山上冲下来，裹胁着泥土和岩石，留下了大片大片的裸露着沙砾和鹅卵石的河滩。湛蓝的天空下是连绵不断的雪峰，皑皑白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依次排开，擎天而立，有时也把我的思绪引到遥远的古代，据说这是女娲补天炼五色仙石的地方，那么，哪座山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呢？后来变成了贾宝玉的那块仙石又在那儿呢？我这样想着，思绪像身体一样上下颠簸。曾哲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宽厚的身躯，就像矗立在我眼前的一座山。这个人不能是贾宝玉，他应该是汉代开拓西域的班超，或者是西天取经砥砺跋涉的唐朝和尚玄奘。他们的足迹留在帕米尔高原上，他们的业绩则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那时的玛玛西牧场小学只是一个教学点，教室是两间用卵石和泥巴垒成的土房，矮小的门，墙上各开一扇很小的窗，屋里少有光亮，阴郁而昏暗。两间教室，一年级和五年级合用一间，二年级和三年级合用一间，都是二十来个学生。我们回到玛玛西的时候，教室还保留着，就在新校舍的一侧，仿佛是个见证。新学校建在牧场非常开阔的一片高地上，一水儿红砖到顶，水泥漫地的瓦房，前后都装了宽大的玻璃窗。“学生的课桌椅、老师的办公桌、学生的校服、学习用具、排球架、排球网、排球、跳绳、扩音器、录音机、喇叭、五星红旗等等，都是我亲自到喀什的大巴扎（相当于内地的集贸市场）买来的。”后来，我们在喀什逛街，走过大巴扎，曾哲还一再向我们夸耀他的功绩。的确，他的到来，使那些一辈子生活在玛玛西草场的牧民，见识了许多新奇的东西。学校的院子里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当天晚上牧民就看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视节目；学生们还用上了宽带网校远程教育的微机。“这些都是香港紫荆基金会赞助的。”曾哲说，“卫星电视接收天线运上来的当天，已经很晚了，牧民们聚集在学校，就等着看电视呢，师傅们连夜安装……”牧民们毫不掩饰他们的高兴，他们看着电视节目，都说曾哲老师是北京来的好心人，他们因曾哲而记住了北京。他们在学校建筑的最高处，专门用瓷砖镶嵌了“北京”两个字。 帕米尔高原上的北京柯尔克孜 因为建学校，曾哲在玛玛西牧场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半年。我在《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这本书中，看到他这样描述某一天早晨毡房里的情景：“姑娘们收拾床铺；翻译玛合穆提给电瓶充电，然后跟我学习汉语；女主人做自己的手织活；男主人给毛驴备鞍，准备去下边的居民点，继续发送有关‘非典’的宣传材料；我整理数码相机里的照片，然后写日记，等待转场。”看起来，这时的曾哲，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他戴上玛合穆提送他的白毡帽，房东女主人说，太像我们柯尔克孜的小伙子了。他说，还小伙子呢，应该是柯尔克孜老汉吧。 他在这里闻到了高原村庄特有的气息，一种燃烧的粪草味儿和羊圈的臊味儿，似乎还夹杂着一种既亲近又遥远，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他说，十几年前，他在西藏阿里的某地，或是内蒙古草原，有过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家的感觉。在这半年里，他觉得自己就是玛玛西的一户居民。他和他们一起放牧，一起转场，一起晒太阳，一起喝奶茶，一起为天气担忧，一起为草场的重新开放而高兴，有时也为一些什么事而争吵。他们不拿他当外人，他也不拿自己当外人，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玛玛西的生活中去。我们曾经谈起他的生活和创作，他不认为他是为了写小说才到玛玛西来“深入生活”的，他只是觉得，在这里，生命中自然的东西越来越丰富。“自然之气给了你很多让你感觉到应该怎样生活的那种东西，”他说，“我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既然到了这里，就不要想太多理念的东西，要想办法和他们一起生活，从生活中学习和了解更多的东西”。我还傻乎乎地问他是不是要读一点儿书，比如当地的历史文献、社会习俗等等。他说那是以后的事，在这里，“你首先受到的刺激是生存上的，你不再是一个作家，不是在体验生活，生活变成了你自己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不是生活在别处，你必须直接面对饥饿、寒冷、疲倦、痛苦……” 著名作家张洁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我羡慕曾哲，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能如此从容不迫、和颜悦色、心怀大爱地面对自然和这个让我们不得不遗憾诸多的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缘于自然，上帝却把如此的幸运给了他。面对他的文字，像是面对青山，你不得不被那青山点染，慢慢沉静下来，至少在那一会儿，找回我们丢失已久的、魂灵的轻颤。”实际上，很少有作家能像曾哲这样，先是融进一种生活当中，再从这种生活中脱颖而出。他告诉我，跟当地牧民一起生活，越来越使他心头平静。最初那种对家、对城市的思恋，慢慢就全都磨平了。他甚至成了牧民心中的主心骨，什么事都找他商量，他也乐于出头。威信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你给人家带吃的，给人家钱，办学校，都很好，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在生活中建立这种威信。”曾哲说，只有这样，牧民才能真正地接纳你，你也才能与生活融为一体。在他离开玛玛西不久，牧场党支部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历数他在玛玛西的业绩，然后写道：“通过曾老师，我们感受到了北京人关切的目光，感受到了我们和北京的距离，很短，很短。”“我们感谢他，爱戴他，但我们留也留不住他，我们会想念他，会想念那个叫北京的地方。” 在写作中扩展自身 但曾哲毕竟是一个作家，他明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最终还是文学。从帕米尔高原回到北京，他陆续完成了6篇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这些小说都以玛玛西牧场的男女牧民为主人公，而纪实部分，则记述了他在玛玛西牧场生活数月的经历。最初看到这两个可以互相参证的文本，我有点克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我想，很少有小说家在完成小说创作的同时，还用另一种文本叙述通常被人们称作生活素材的东西。鸡蛋已经吃过了，按说就不必展示下蛋的鸡了。但曾哲似乎意犹未尽，他甚至用了更多的心思来完成这部非虚构的作品，并且为它配了百余幅照片，强调了他的记述的真实性。有一次他对我说，不是真实，而是忠实，忠实比真实更重要。他说的也许有一些道理，虚构与非虚构，二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相互较量，纠缠在一起的。真实的人和事占领虚构的时空，虚构的叙事打捞生活的片羽，你说哪个更真实呢？忠实就不同了，忠实是说，写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在生活中得到的感受，忠实于你对笔下人物的感情。 事实上，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使个体的生命得以充分展开，使人类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编辑曾哲作品的时候，包括后来在玛玛西牧场的时候，我都曾怀着一种好奇，希望见到曾哲笔下的那些人物，以及他在小说中反复描写过的那头神奇的白牦牛。但是他告诉我，你这样做完全是徒劳的，他们都有生活中的影子，但又不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是他的创造，正像有人所说，“虚构是人类得以扩展自身的创造物”。曾哲便以文学的方式，把情感和想像倾注于笔端，挣脱了现实可能性的束缚，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白牦牛琼牦子是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意象之一，还有那匹来自远方的黑骏马，以及那座带有点儿神性的三崩山雪峰和神秘而又神圣的野羊冢……都来自曾哲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他还在小说中创造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牧民的人物系列：《奶子草原和她的奖品》中大奶子的玛丽亚姆、小姑娘哈伦布以及她的妈妈，得了许多奖状和奖品但常年不回家的塔希罕娜；《云间雪崩》中抓过特务的那孜勒别克老汉和有些狡黠的库尔班；《美丽日斑》中会烤味道独特的馕饼的独身女人美丽日斑；甚至出现在所有小说中的“曾老师”；都寄托了曾哲对玛玛西和它的主人的情感。 曾哲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他给玛玛西留下了一所小学校，他却把整个帕米尔高原装进了自己心里。这是一笔物价的财富。那天，站在玛玛西草场的边上，曾哲宽厚的身体，映衬在蓝天雪山之下，恍惚间，我觉得他就像一头优游于草场上牦牛。 解玺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