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一件事——谢冕的学术人格
2022年1月6日是谢冕先生90岁生日，谨以此文表示对谢冕先生的祝福。
我是在1980年9月在北京定福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参加《诗刊》社举办的“诗歌理论座谈会”上结识谢冕先生的。在此之前，我已在1980年5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读到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极为认同，极感振奋。随即我在8月3日《北京日报》上发表《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为青年诗人的创作呼唤生存空间。我早就把他视为我的前辈、同道与知音。
到定福庄报到的当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他住的房间去拜访他。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诗评家，是那么平易近人，对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坛新兵十分亲切。谢冕住的是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招待所，较为简陋，硬板床，床上铺着条床单，往下搭拉着半截，能看出床下有一双运动鞋。我好奇地问谢冕，开会还带着运动鞋呀。谢冕说，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他每天清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去跑步，大约万米左右，回来后冲冷水浴，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谢冕的另一个运动方式，是骑自行车。从北大到定福庄，大约40公里，谢冕是骑自行车来的。还有一次，谢冕在我家吃完晚饭，兴致来了，特意要从菜厂胡同绕到王府井南口，然后顺着长安大道，一直往西，骑车回北大。
谢冕到了晚年还有两次令人赞叹的壮举：一次是2008年4月，谢冕主持的《中国新诗总系》编委在杭州西湖开定稿会，会议结束的那天，谢冕要圆他围西湖跑一圈的梦。当天午后，他从我们所住的柳浪闻莺出发，沿着西湖往北经断桥到白堤，再到苏堤，最后从雷峰塔往东，返回柳浪闻莺，这时的谢冕已是76岁的高龄了。再一次就是他在80岁之后登泰山，此时的泰山已装有索道，但谢冕拒绝乘索道，而是与蓝野等几位年轻人，从山脚下的岱宗坊徒步豋山，经过中天门、十八盘、南天门，最后抵达日观峰，然后再徒步下山。我没有机会与谢冕一起登泰山，却与谢冕一起爬过华山。我爬山累了，总要在路边找块石头，喘口气，歇一会儿。谢冕爬山却是一口气，不一定走得很快，却是扎扎实实地，走一步是一步，实在累了，就在路中站一站，缓一缓，再走，而不会找地方坐下来休息。他说，一坐下来休息，会让人歇懒了，失去了一鼓作气的勇气。
从我上边所说的谢冕跑步、骑自行车、登山等习惯，可以看出谢冕对锻炼身体的重视，而且也能看出效果——谢冕如今90高龄，每天还能坚持慢跑、快走，自己料理生活，自己洗衣服，尤其是至今还保持着敏锐的感知能力与对生活的饱满热情，还能让他那富有深度与诗意的文字不断流出他的笔下。这固然与谢冕坚持锻炼有关，而我则从谢冕毕生坚持的体育锻炼中看到谢冕的人格的一个底色，那就是坚强、有毅力，认定一个目标就坚持走下去，用谢冕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
2018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的谢冕《中国新诗史略》新书发布会上，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先生说：“谢冕先生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我要说他一生做了许多事”。严家炎先生说的也是实话，谢冕为中国当代文坛，为中国新诗，为扶植青年诗人，为北京大学……所做的实事太多了，他的“年谱”肯定记不全。但我还是更认同谢冕“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提法。关于谢冕所做的事情，我在2012年所写的《中国当代诗坛·谢冕的意义》一文中做了如下的概括：
第一、谢冕以一位评论家的高瞻远瞩，在“朦胧诗”这一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在地平线，在中国的年轻的艺术探索者最需要扶持的时候，他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这样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文献。它的理论价值在于：一是体现了对“人的解放”的呼唤。谢冕把“朦胧诗”直接与“五四”新诗运动衔接起来，把“朦胧诗”的崛起，看成是对“五四”诗歌传统的一种回归。二是对创作自由的呼唤。谢冕是在战争年代形成、并在解放后进一步完善的大一统的政治化诗学中成长起来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种政治化诗学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三是对艺术革新者的真诚的、全力的支持，他以巨大的勇气，肩起了沉重的闸门，为年轻的艺术探索者争来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
第二、对百年中国文学和百年中国新诗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谢冕通过主持“批评家周末”，引领一部分青年学者进行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他首次提出“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与此同时，他把新诗放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他所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他所推出的《新世纪的太阳》等专著，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时间结点，上溯1895年前后，下达世纪末，从而在整体上展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走向。
第三、对新诗评论语体建设的贡献。谢冕打破了长期充斥于诗歌评论界的大批判语言和八股文风，他的评论文章，力戒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凸显评论家的主体意识。正是出于对诗歌评论语体的深刻理解，谢冕的文章在诗歌评论界独树一帜。他以诗人的激情书写诗歌评论，笔锋常带感情，他的评论是诗化的评论，不仅以强大的逻辑力量说服读者，更以富有诗意的语言感染读者。
第四、为诗歌评论界和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不仅通过在北京大学设席传道，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通过创办《诗探索》等，团结和培养了一批诗歌评论的作者。[1]
以上所说的谢冕四个方面的贡献，说来说去，都是可以归结到“为中国新诗的发展繁荣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件事上的。而谢冕之所以能做出这样大的成就，则与他的人格力量是分不开的。谢冕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位寻梦者。他为《中国新诗总系（1949-1959）》所写的导言，题目便是“为了一个梦想”，在2010年两岸四地第三届诗学论坛上他也说过：“诗歌是做梦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是做梦。”而主持《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新诗总系》等重大项目、创办《诗探索》、建立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新诗研究院等，就是谢冕的一个又一个的梦想。这其间我有幸和他一起参加了某些工作，也就是说和他一起寻梦、圆梦，对他的精神品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为了坚持真理，谢冕忍受着强大的精神压力，但他为自己修筑了一道心灵的防线，恪守自己的审美理想，保持心灵的自由与宁静。在《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之后，固然得到了青年诗人和艺术革新者的热烈赞扬，但也受到了某些艺术守旧者的猛烈抨击。到了1983年前后，随着“批判精神污染”愈演愈烈，谢冕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诗评家丁力不只写文章公开批判谢冕，而且在《诗探索》编委扩大会上，还以教训的姿态，数落了谢冕一番：“叫你回到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你不回，以至有今天！”[2]谢冕对于这些书面批评与当面斥责，并没有回击，而是隐忍不发，默默地坚守自己的职业良心与艺术追求。
1983年10月4日至9日，“重庆诗会”召开，把“三个崛起”连在一块儿批。1983年11月，《诗刊》发表了邹荻帆的文章，批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也发了郑伯农的批“三个崛起”、直接点谢冕名的文章。山雨欲来风满楼，谢冕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感到极有必要去看看他，给他以安慰和鼓励。11月26日，我骑自行车前往。当时我住朝阳区芳草地西街，谢冕家在北大蔚秀园，我骑车走了75分钟。到他家时，先后有一名谢冕的研究生和一位想报考谢冕研究生的青年来访，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厦门大学来北大进修的青年教师来访。看来谢冕越挨批，客人越多。谢冕的气色和情绪看来很好，但也明显地可以感到内心毕竟是不平静的。那几位客人走后，他留我吃晚饭，饭前饭后又单独谈了会儿。他说，上午北大党委书记来同他谈话，传达了胡乔木的话：“请转告谢冕，不要紧张，他的文章我大多读过。受朱自清新文学大系序言的影响。……”北大拟安排校刊记者访谢冕，让谢冕表个态。明天星期日就来访，后天就要在校刊上发表，估计北大宣传部会把情况报上去。我嘱他表态要有个分寸。他也深以为然。
1984年1月4日下午我请谢冕夫妇、张炯、杨匡汉来我家聚会，利用我新买的火锅，吃涮羊肉。谢冕看来情绪还好，似乎不知忧郁。不过言谈话语中对重庆诗会上某些诗人与评论家的表现还是很失望的。在批判精神污染的高潮中，上边要求《诗探索》做“刊物检查”，杨匡汉执笔写了一份。张炯请谢冕看一下这份检查，谢冕坚决不看，他说：“我连批判我的文章都不看！”
1984年2月27日，我收到谢冕信，开头称：“一个混浊的潮流涌来，不少的泡沫和草屑浮在上面旋转。可惜的是，那潮流很快便过去了。那种不怕潮流行动如燕祥者，值得我们深深记在心中”。此外是关于《诗探索》组稿计划的一些具体意见。
1984年3月4日下午，我到北大蔚秀园去看谢冕。谢冕正在，家中客人不多，只来了一个他的研究生，坐的时间不长。因此得以充分与他就当前诗坛问题交换意见。他讲：赖林嵩（按：北大中文系校友，时任北京日报文艺部负责人）前两天来找他，想让他为北京日报写篇文章表个态，谢冕谢绝了。我也劝他不是被逼得万不得已，不要写什么检查之类。谢冕还谈及，近来一切约稿冻结，稿费收入大减。他亦没写什么东西，倒是把圆明园跑得熟熟的了，而且做了些考据。他建议春暖花开后，叫上匡汉、肇明、再复等人到他家一聚，然后由他导游圆明园。我说，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批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支持谢冕的诗人与学者也有很多。1984年4月16日我接到钟文来信，称他正写《诗歌美学》。信中说：“那些贫乏的，希望跟着当权派屁股后面讨一碗残羹的理论虫们实在拿不出新东西来。他们命定的是过眼烟云，谢冕一定在这次磨难中真正地‘崛起’，新文学史由此要记他一笔。这样的结局是有些人所始料未及的，但实在也是民心之所向。”1984年3月29日，我收到四川《星星》主编白航先生的信，内称：“《诗探索》诸公好吗？经此一次风吹，当更健康了吧！《星星》掉了几根头发，但会更完美地长出来。至于我个人呢，皱纹又深入了一寸，思想也深沉了一分。见到谢冕同志，请代为问好。世界总是白天过了是夜晚，夜晚过了又白天，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白航的信，虽语焉不详，但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前一段反“精神污染”的态度。
谢冕身上的硬骨头精神明显地继承了鲁迅的传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精神的写照。如果说在批判“精神污染”日子里，谢冕表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的话，那么主编《诗探索》、关心青年诗人的成长则体现了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
创办并主编《诗探索》，是谢冕对中国诗坛的一大贡献。《诗探索》创刊初期，我只是它的作者，而没有参与编辑。1983年6月11日，谢冕给我来信，称《诗探索》编辑部重新调整，聘请四个人担任编辑，有洪子诚（北大中文系）、陶文鹏（文学所）、赵毅衡（外文所）和我。用谢冕的话说，这是一个“超级”编辑部。谢冕在信的最后说：“诗歌的未来靠我们奋斗，我期望你能欣然同意。”面对这样热情的邀请，我无法拒绝。当即复信谢冕，表示同意担任《诗探索》编辑。不过，谢冕规划的“超级”编辑部，未能实现，因为除我之外，那三位大专家都因工作太忙，无法分身介入。但我从此时起，就以责任编辑的身份切切实实地介入诗探索的编辑工作了。1980年代前期的《诗探索》共出版了12期，我以责任编辑身份编了第11期、12期，还编好了第13期，但终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要求《诗探索》提供出版资助，《诗探索》拿不出来，最后只能停刊，第13期也就胎死腹中，等到《诗探索》1994年初复刊的时候，时过境迁，则是全新的组稿了。在这段责任编辑的工作中，我深深感到谢冕对我的期望与信任。还是在批判“精神污染”风头正劲的时候，谢冕来到我家，特意告诉我这样一个情况：大约一个多月前中宣部召开的一个文艺座谈会上，丁力鼓动宋垒、闻山继续发难，说《诗探索》发了些不好的文章，至今不做像样的自我批评。谢冕认为宋垒、闻山的话是冲着他去的。谢冕还说：“匡汉最近在上海，父亲病危，回来后，他的境况也十分困难，他自己就够呛了，《诗探索》的事主要靠你了，要把它安安稳稳地挺过这一关，生存下去。只是不要发恶毒嘲骂革新派的东西就行了。如果见到丁力，就说谢冕自从提出辞呈后，对《诗探索》的事根本不管了。”当然，“不管《诗探索》的事”，只是谢冕面对那些“批判家”的一种策略性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也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吧。听了这些话，我也只能兢兢业业地去把《诗探索》的事情做好。
无论是80年代前期的《诗探索》，还是1994年复刊后的《诗探索》，谢冕一直是《诗探索》主编、《诗探索》编辑委员会主任，我在他的领导下，为《诗探索》工作30年，他对编辑工作的具体指示及言传身教，对我编辑《诗探索》的工作有重要影响。
谢冕办《诗探索》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百家争鸣，就是自由、开放、多元。他在《为梦想与激情的时代作证——纪念〈诗探索>创刊30周年》一文中说：《诗探索》这一刊名“意在鼓励和促进当年受到政治动乱严重损害的诗歌的复兴，意在彻底摈弃和摆脱那个黑暗年代加诸诗歌的所有思想艺术的枷锁，从而探索出一条通往开放、自由、多元的诗歌新时代。”[3]
谢冕不仅这样说，而且从自己做起。在编创刊号的时候，副主编杨匡汉向他请示：“新诗发展问题探讨”专栏，准备发两篇批评谢冕观点、与谢冕“商榷”的文章，怎么办？谢冕大度地说：“原文照发”。在全国刊物中，创刊号上即发批评主编的文章，《诗探索》恐怕是第一家。这充分体现了谢冕办刊的民主意识和他坦荡的人格。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2012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谢冕编年文集》中，谢冕对早期写作的，现在看来确有某些偏失的文章，一字不改，全部收入文集，这种尊重历史，坦诚承认自己不足的态度，正是他自由的心灵的写照。
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谢冕主持的《诗探索》坚持了这样几条原则，在诗学研究方面，以切实推进中国诗学理论建设为主，不随风转向，更不搞大批判。在诗人研究方面，不论资排辈，兼顾老中青，以扶植青年诗人为主。在继承中国诗学传统方面，既要尊重传统，又不能照搬传统，而是要立足当代，面向当代。在面对外来影响方面，坚持拿来主义，坚持以我为主，要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发展新的诗学。
在《诗探索》创刊40周年的时候，谢冕又写了一篇回顾文章《我们见证一个时代》：“亲爱的《诗探索》同人是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我们有幸共同走过，有幸一起聚过、奋斗过，我们快乐过也痛苦过。我们有幸共同见证了诗歌复兴的新时代，我们共用见证了一个伟大繁荣时代。请允许我在这文章的最后表达我对朋友的‘不忘’，我的敬意和感谢。”作为《诗探索》的同人，读着这样的字句，无不感到身心的温暖。
在多年来与谢冕的交往中，他常聊起北大的一些教授的轶事。印象最深的，是说林庚先生责任心很强。在严家炎先生当系主任后，每周组织一次讲座，排了林庚一次。为这次讲座，林庚先生连续找了有关人员碰头，安排提纲，有所修改又去找。林庚是研究古典诗歌的，但自己写诗，决不写旧体，而是写新诗，写他的九言、十一言。他还多次讲过：“我们身上要有些布衣气”。
谢冕所称道的林庚先生的责任心，林庚先生身上的“布衣气”，连同谢冕所说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也正是谢冕自己的学术人格的真实写照。
2021年9月22日
（原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