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钱小惠同志（1928.2——2018.7） 

耕耘小记

（钱小惠作于1992年2月）

　　　　第三个孩子我是不曾见面，

　　　　他出生的时候就在我这流亡的期间，

　　　　假使我牺牲在敌人的面前，

　　　　那我终此生也不曾和他一见。

　　这是1928年5月28日，父亲在上海写的《述怀》（刊于诗集《荒土》。两年后，诗集被国民党政府以“宣传普罗文学”罪名查禁）中的一段。可见，我来到这个世界三个多月，就成了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与文学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然而，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一条多么艰难、不平坦的路。

　　我不是一个“幸运儿”，也不是一个天资很高的人，我的身上没有多少“文学细胞”。战争早早打断了我的学业，一切得靠自己学习，在实践中摸索、钻研、锻炼。

　　生活是一部浩瀚的大百科全书。

　　“一二八”战火中，我仅三岁，就成了“小难民”。

　　七岁，因父亲从事革命，与祖父、母亲、姐弟被关进牢狱，成了“小犯人”。

　　十一二岁，在舞台上，成了“小演员”。

　　十三岁，不愿当亡国奴，投奔新四军，成了一名“红小兵”。

　　起初，在服务团少先队，提着石灰水桶，到处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

　　后来，拿起木刻刀，给报刊刻木刻。办画报。扛着云梯，爬城墙，在光复的县城城门旁，画领袖像、大壁画。

　　经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

　　1947年3月，哥哥钱毅在准安前线被俘不屈，壮烈牺牲，给了我很大震动。为继承他未了的事业，我放下画笔，开始走上文学之路。

　　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中，我和同志们北撤山东，渡海来到大连，在甘井子工业区，开展工厂文艺工作。

　　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在荒凉的老龙头海滨，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啃着窝窝头，发扬了高度的献身精神，他们把车间当战场，把机器当枪炮，困了睡在机器边，醒了爬起来接着干，连假日都忘了。在这种忘我精神的感召下，我写出了《铁工厂长》《小工友林玉川》。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我参加了会刊《文艺报》的工作，进一步经受了革命文艺的洗礼。

　　会后，开始深入天津机务段，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在震撼人心的汽笛声中，我和司机、司炉们坐在猛烈颤抖的火车头上，好似骑着一匹脱缰的野马，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怀着火热的激情，我写下了《死车的复活》《“蘑菇组”是怎样变好的》一组报告文学。《死车的复活》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科书。

　　接着，到丰台机务段和西直门机务段生活。在“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的竞赛热潮中，生产纪录日新月异，新人新事不断涌现。为了反映工人们勇于创新、力争上游的精神面貌，先后创作了小说《突破》、报告文学《上煤》等。

　　在下厂过程中，虽然和工人接近了，我总感到自己是“临时户口”，有“做客”思想，不能真正和工人打成一片。每当想到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内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我感到应该走党指引的路。但在思想中也有激烈斗争，就是要这样做，就必须和个人原来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一刀两断。一些年来，虽深切感到在小知识分子生活圈里，人际关系，不如工人阶级朴实、坦率、热诚，生活也不如工厂丰富多彩，但一旦要彻底改变多年已适应的习惯、生活，心里总有些犹豫、留恋。经过多次思想斗争，我终于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毅然将家搬到远离城市的厂里，连户口都迁了去。

　　为了“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我写得很少，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厂，老工人多，血统工人多，有的三代、四代都在这儿生活。多年形成的产业工人的传统、阶级特点、思想感情，与其他行业或一些新厂有很大不同。各种类型的工人性格，人际关系，生动的语言，独特的生活习惯，丰富的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有力地吸引了我。

　　“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在工作中，我有意识地注意学习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更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我不认为“改造”是丢人的，也不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不需要“改造”的。

　　今天，“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应该以主要精力，去描写、反映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与斗争。这种广阔的天地，比个人“自我”的小圏子，要复杂、丰富、生动得多。

　　二十多年来．我和工人们一起经过无数风风雨雨，有辛酸，也有喜悦。工人们没把我当“客人”，什么事都找我，什么话都对我说，连“悄悄话”都不瞒着我。我感到自己真正成了工人队伍中的一员，对工厂，对工人比以往有了更深的了解。对社会，对生活，对怎样做个正直的人，有了进一步的体会。认识到革命、建设的复杂、艰巨性，认识到识别一个人的不易，认识到追求真理要经过多少反复和斗争。

　　在这里，我结识了下厂生活的魏巍同志。“二七”罢工的英勇牺牲精神，感动了我们。经他提议，我们一起创作了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后由南京市越剧二团改编成越剧演出。

　　此后，受邓中夏夫人夏明同志委托，又共同创作了传记文学《邓中夏传》，并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此外，也写了一些报告文学、散文。

　　我忘不了调离工厂那天，“二七”老工人及退休老工人热情地为我开了一个欢送会，有的年已八九十岁，还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赶来，使我十分地感动。后来，厂里同志告诉我，爱厂模范、老工人吴清玉去世前，曾多次念叨我，“二七”老工人左士俊临终昏迷时，还呼唤我的名字。

　　多年来，我仍保持着与工厂的联系，经常去厂子看看。厂里有些大的纪念活动，也通知我去。这些年，厂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盖了许多新厂房，宿舍区的平房，大都变成了楼房。特别使我感慨的，是老职工一批批退休，每年总有一些人离开了我们，他们默默地劳动了一辈子，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数不清的新工人拥进了工厂的大门……

　　一个时代结東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近年我写了不少怀念、追忆革命老一辈的文章。我深深感到，将要从历史舞台上消逝的老一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伟大、杰出的一代，他们进行了那么光辉、英勇的斗争，付出了那么巨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品德，是祖国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永远地纪念他们。

　　在文艺战线上，我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在革命的火车头上，我愿意永远当一颗螺丝钉，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