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研讨会在京举行
10月22日下午，著名作家宁肯新作《三个三重奏》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北京作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雷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客座教授黄子平，《人民文学》总编施战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贺绍俊，文艺评论家解玺璋等，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永清、陈奇佳、陈阳、杨联芬、杨庆祥、王敦等多位老师参加座谈会。本次座谈会由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王升山主持。
座谈会上，雷达首先指出《三个三重奏》这个题目的复调性质，使他联想到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作品以三个不同社会地位、不同阶层主人公为线索相交错，展现了其三重奏的性质。他还提到作品中心理描述的细腻，宁肯从日常人物、两性的视角切入，显示了其心理叙述的独特性。
阎晶明说，宁肯的小说涉及了贪官题材，“却没写成一个官场小说，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过去我们经常看一些外国小说，《2666》、《我的名字叫红》、《百年孤独》都会有感觉他们把烂俗的现实生活经过整合变成了非常高级的文学故事，而我们要么是小说的意味不够深，要么是跟社会生活无关，变成完全独白式的写法。而在宁肯的作品中这些改变了，我们同样看到了处理烂俗现实与生活的能力，那种的强大的叙述能力，这非常值得珍视。”
贺绍俊则指出《三个三重奏》的主要特色，分别是80年代情结、神秘主义倾向和政治情怀，他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情欲与政治欲望的互文。他注意到了作品的文体问题，作者在有意识地进行文体革命，尝试将他对世界的发现与文体融为一体。
不同于已有的关于《三个三重奏》官场小说、政治小说的认识，陈晓明认为《三个三重奏》实际上是一篇哲学小说。在他看来，中国当代小说缺少西方小说极为重要的三个要素：哲学、宗教和政治，而宁肯有意识地在中国语境中做出这种挑战。陈晓明认为宁肯的作品体现了“寂静中的共响”这一哲学概念，认为其对于“寂静的瞬间”的把握十分到位，因为“寂静”所以也便“孤独”，在陈晓明看来，这是作品的主题。此外，《三个三重奏》也探讨了权力与肉欲的问题，它们交织着产生变奏。与此同时，他对贺绍俊提出的“神秘主义”问题并不十分认同，认为正是“寂静”而体现的个人面对内心的孤独感使读者产生了这样的阅读体会。陈晓明也指出了《三个三重奏》的不足之处，他认为宁肯在进行身体写作时过于激进和着急。
黄子平提出了自己对作品的见解。他直言“不喜欢现实主义的部分，喜欢非现实主义的部分”。在他看来作品中现实主义部分的描写过于泛滥着思想性，“人物端着架子说话”，不够贴合。而非现实主义部分，作者的笔墨得以自如，例如作品中审讯的场面如同行为艺术作品。在他看来，“非现实主义”部分如此成功的原因在于作者让“政治为文艺服务”。黄子平教授还提出，宁肯在叙述中派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恐惧，削弱了死亡的分量。
施战军接着黄子平提及的“恐惧”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者正是通过对恐惧感没有意识的意识来掩盖恐惧，强调出笼罩在恐惧中的命运的不可捕捉。此外，他对《三个三重奏》中的注释很感兴趣，在他看来，其中的注释是一种新的说历史的方式，作者甚至懒得将它们变成艺术的表达而是直接提炼出筋骨，注释是开放的，展现出有辐射感的历史，而与此形成有趣对应的是：正文一直憋在密室中，我们只能在正文中触摸到今天，而这个今天是具有表演性的、无意义的。
杨庆祥认同施战军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作品从头到尾充斥着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正因为“死不了”。他指出《三个三重奏》虽然写日常的权力故事，但却以独特方式超越原题材成为复杂的小说，这一点作者通过形式的变革来达到。“三重奏”的形式实际上表现了“空”，在庄严感背后，在“空”中找到了作品的古代性格。杨庆祥还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在缺少西方哲学、宗教、美学资源之下，当代小说家的写作资源在于历史，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作家们意图与历史同构，却往往被历史吞噬。
此外，杨联芬从三重奏的交织谈三条线索对话的不充分，张永清认为脚注是“伪注”，陈奇佳从形式的技术化、陈阳从电影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后，宁肯说，这次作品研讨会于他而言是一次巨大的释放，在孤独的写作之后同大家共享，同时他也认为在众生喧哗之后回到写作的巨大的孤独也同样重要。
作者介绍：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北京作协签约作家，第二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获得者。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二分院，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诗歌作品；1984－1986在西藏生活工作，有关西藏的系列散文使其成为“新散文”创作代表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蒙面之城》2000年获“全球中文网络最佳小说奖”，2001年获“《当代》文学接力赛”总冠军，2002年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现为《十月》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