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的文学世界——京沪学者研讨宁肯创作 

研讨会现场

宁肯（左）与陈思和（右）

　　复旦大学光华楼206室是文学殿堂，莫言，贾平凹、余华、阎连科、张炜当代大家的作品讨论会均曾在这里举行，12月22日上午，宁肯坐在了这间不大的学术会议室，旁边是复旦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宁肯作品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会议参加者主要为上海批评家，清一色的文学教授，北京有三位批评家专程赶往上海，形成京沪批评家共同研讨一位作家的格局，据悉还是首次。

“沉默”与“道”

　　讲到此次研讨会的缘起，会议发起人陈思和提到许多年前读米兰·昆德拉的《不朽》，里面有一段话：在今天让千万人惊心动魄的事件，到了明天一切都可能变得模糊不清，并最终被取消得干干净净。2006年，在香港举办的红楼梦奖评选上，陈思和读到《沉默之门》，再次唤起了有关《不朽》的阅读经验。“当时的评委只有我大陆来的，其他人都是海外的，台湾人，香港人，他们读不懂这部书，所以我怎么推也推不动，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到了去年施耐庵文学奖,宁肯的《天·藏》又冒了上来，得了奖,大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才多少有些释怀。不过我还是更偏爱《沉默之门》，今年九月我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做了一个专题演讲，专门介绍了中国作家宁肯。”陈思和谈到宁肯的小说有很强的隐喻性，何为“沉默”？如何“沉默”？《沉默之门》里的人物对历史的痛苦守口如瓶，却五内俱焚。正是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导致了整个小说叙事就像是一场巨大的梦魇，似真似幻，闪烁其词，构成猜谜似的叙事特点。“今天通过开宁肯的研讨会，一个是我个人对一个作家的良知表示敬意。另外一个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浮华的时代，什么严肃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搞笑，但我认为宁肯的东西想搞笑也搞不了，宁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话题。”

　　北京作协秘书长王升山向陈思和表示感谢，谈及宁肯的作品如数家珍。王升山认为宁肯是一个有“道”的作家，或得“道”的作家，“‘道’，我个人的理解在西方就是哲学，中国从老子那时候叫‘道’，宁肯在他的小说里用哲学的思想来思考我们今天的社会，我觉得对社会的认识更深入，我喜欢这个东西，我们俩经常交流这个东西，因为这样更喜欢宁肯的作品。”

刺客，诗人与孤岛

　　从北京专程赶来的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用了“刺客”一词形容宁肯的文学出场、与文坛的关系。“宁肯的作品对当代小说构成了很大冲击，但是和莫言和张炜他们冲击的位置不一样，和余华他们冲击的也不一样，宁肯是横路里杀出来的，他写出的东西有鲜明的自己的印记，是当代小说的一个神秘的刺客。刺客都有刀法，每一个刺客刺杀谋杀的时候有一个部位，这是他的绝活，如有的用枪打太阳穴，或者打心脏，如用刀往背后插进去，有的是前面插，有的插左心房，有的插右心房，如果去研究刺客的话，是这么下手的。宁肯的小说的有着种种上面说的刀法，他写出他的人物，但是不谋杀他，不谋杀他却能够在人物身上留下它的伤痕，我觉得是一个作家功力最高的境界。《蒙面之城》一出场的马格，我觉得他的身上就留下了他的伤口，这个是让我感到惊异的，我觉得它总能打动人。而《沉默之门》中的李慢这个人物，刚才思和讲的非常透彻，你看那个人物写的软绵绵的，其实这个刀法不一样，它是弄到神经系统去了。也就是说，他写到我们这代人的骨子里，我们骨髓的那种东西被他用诡异的刀法雕刻成了。”

　　同样神秘的看法是，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宁肯是一个躲在小说后面的诗人。读宁肯他看到了一种久违的文学语言，为宁肯居然把北京话写成诗一样的语言感到非惊奇！“一般说来跟着老舍先生走是可以的，也很能够非常相似，但北京话写成诗一样的口语非常不容易。另外，我最欣赏宁肯你的地方是他把某些最平庸的地方用诗描写了以后，好象又有了光泽，其实就是把老舍的语言完全改造过来。老舍的语言是把北京话那种实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宁肯则是用诗的一面展现了另一种京味语言。这就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看《沉默之门》《天·藏》《蒙面之城》还有《环形山》，始终不能忘记宁肯是个诗人，是个不肯服输的诗人。但他又是隐匿的，逃避的，他作为诗人躲在小说家后面，这可能也是寻找宁肯作品主题的一个捷径，一个秘密通道。诗在当今的世俗社会基本上是一种失败的文体，而我觉得宁肯是让诗的失败想在小说中挽回一点胜利，这是我对宁肯在文体上的一个定位，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像主体的东西，语言的东西，还有作家和时代关系的东西。”

　　如果说刺客、诗人、沉默、道的界定已展示出宁肯的多面体，《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则又提出“岛”的概念来界定宁肯。“宁肯的小说太特别了，他的每一部作品一开始看都不舒服，但是读过之后都想读第二遍，当今这样的作家真的非常少。他的小说有整体的想法，通过写作构成了自己的巨大的建筑，这个建筑是什么呢？大致可以归为寓言的几格。他的很多故事的基本扣节都是一个寓体，像《天·藏》里面藏着很多追问，可以说是综合追问式的结构，是一种交响。他身上有一种卡尔维诺的气质，他写成长也好，写西藏也好，与现实有距离，他没把中国的现实生活、历史，直接连接上，特意断了一下，他把自己的写作建设在孤岛上，在孤岛上建立他自己的世界，建立他的玛雅预言。但现实与历史又在他的岛上存在着，是一种折射的多棱镜式的存在。他的确是一个刺客，他对寒光闪闪的东西特别着迷，尤其对黑特别着迷，他写了那么多黑的情景，连书的封面都是黑的。为什么是这样？我想起古人说，说知白守黑，他心里有那样一种报复，从这个报复来分析，他恰恰又是中国的一位作家。”

不通，隐匿的激情

　　在读了宁肯的四部长篇后，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发宁肯的小说“不通”。“宁肯小说的人物都比较固执，偏执，《天·藏》的王摩诘老是问一些事，问一些问题，这些事和问题又总是解决不了，总是纠缠，纠结，想不明白还拼命想，就是一个很‘不通’的人。”就是这种对小说人物偏执、“不通”的着迷，让张新颖感到宁肯别的作家不一样，是一个作家优秀品质。张新颖认为多数作家都很通，喜欢他笔下的东西都是他可以掌控的，掌控这个世界，也掌控他的人物，这样写出来当然可以写的很好，技术上娴熟，没有漏洞，“但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小于这个作家的的东西的，而宁肯的小说的世界是大于他的，他总是在写一个大于他的世界，以及大于他的人和世界的关系，甚至大于他里面的自我。《天·藏》这部小说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可以说是一本无限的小说，他的人物没解决掉，故事没解决掉，是没有边界的无限开放东西。我喜欢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让宁肯小说的空间特别大。”

　　对于宁肯作品显示出的独特性，华东师大教授杨扬解读为一种新的可能，并赞赏复旦大学与北京作家协会的学术眼光，“把这样一个独特的作家提示出来让大家注意，非常有意义。文学有的时候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出路，新的可能，宁肯的小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从小说美学上来说，实际上一直有一个两难境界，是继续走新文学道路，还是退回到讲故事的传统当中，做一个说书人，宁肯的作品超出这两个范围之外。《天·藏》是个非常奇特的文本，解释它有难处，里面出现了一些许多注释和西方背景下哲学与宗教的问答，这种问答有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这种对话包括刚才也讲到德理达的一些东西，有多少生命力是另一回事，而宁肯应用了这些话题，我觉从小说写作的角度来讲，它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是带有寓言性的，是一种文学符号，一种叙事学上修辞，是作品当中的人物他所关心的，所思考的，不能用哲学本身去看。”

　　什么要选择宁肯？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同样提及了复旦大学的学术眼光，有一点，贺绍俊说他与陈思和的观点一致：宁肯始终在文学主潮之外写作，他没有参与当代小说潮流性的喧哗，始终坚持个人的文学立场。贺绍俊更注重宁肯文本间的连续性和发展性，“宁肯为何要写《沉默之门》？读完以后你会发现所谓沉默其实是不愿意沉默，不能沉默，这里面有一种激情，当然是隐藏的。但是到了《天·藏》的时候我觉得宁肯更加冷静了，他试图把这样一种政治激情上升到一种哲学。他从西藏文化中间找到了一种哲学的资源，他用西方现代哲学和西藏宗教性的哲学思想进行对话，实际上，他想用这样的东西转化为他用来处理现实、处理世界的一种思想武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其实也提示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文学，为什么存在文学？”

　　批评家也有交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提醒宁肯，精神体长篇小说具有危险性，因为往往会沉溺理性，感性的形象被淹没了。从感性层面来说，王宏图认与《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相比《天·藏》显得逊色了不少。而同济大学教授认为宁肯的理性得还不够，按德理达的说法：“在死与生之间学会叙述”，自身保持和自身差异灵敏嗅觉，不断的突破小我，越向无限的冲动，包括在自己的文字中经历死亡的这种痛苦过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宁肯的作品中间我已经感受到了接近了这种伦理气质的东西，能够呼吸到这种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还不够强大，还不够饱满，还不够自觉，还有现实泥泞的纠缠。我觉得宁肯可以让文学本身信仰的力量，它的张力更大。”陈晓明则提醒宁肯，他的小说有时候故事太精彩了，注意故事与人物的紧张关系，不要让故事吞没了人物。

　　留给主角宁肯的时间很短，这种会总是这样。宁肯说，所有的讨论都涉及写作与众不同，不一样，特别，“但这些不同，独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孤独。写作实际上是一种孤独寻找另一种孤独，世界存在着第二个自己，而自己总会和自己相遇，今天的讨论会就是和自己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