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镰刀和锤头
三哥当兵前的那天晚上，父亲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三儿，在部队好好表现，争取入党回来！”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在父亲留给我的有限的记忆当中，他说得最多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两个字，就是“入党”。
为什么父亲对“入党”这个事念念不忘呢？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我的父亲生于积贫积弱的1923年的旧中国。那个年代，中国战乱频发，民不聊生。我的祖上是村里最穷的，其中有三个例子可以证明。一是在村里辈分最大。乡间有这么一句俗语，穷大辈，穷大辈，谁的辈分最大谁家最穷。30多年来，在我们村里，除了仅存的一个叔叔外，没有比我更大辈分的人活在世上。当年，我还穿着小开裆裤的时候，一到春节过年磕头，我家院子里常常是跪得满满的，不少五六十的男人磕一下头喊我声“五爷爷”。二是据父亲讲，村里照顾我们家，我家的祖上是种许家坟地的人。我问，为什么要种祖坟上的地呢？他说，种祖坟地的人家是本姓中最穷的人家，种祖坟地的人家种地不用缴公粮，也不用缴租子。在种地养活自家的时候，只要保护好祖坟不被人破坏就行。三是我有五个爷爷，其中三个爷爷闯了关东。山东人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闯关东的成年人中哪个不是一步三回头、步步泣泪流？大部分人都是被穷逼得才去闯关东。一位研究闯关东的专家说，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我父亲成长的过程，大多是过着讨饭和给地主家打短工的日子。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我从没有听他对我说过，但我知道父亲的腿肚子上有一个铜钱大小的疤，据说是讨饭时被狗咬后发炎落下的，我也从我母亲嘴里知道，父亲在给地主扛活的过程中口干得直冒烟，常常用吞咽唾液的办法来解决口渴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问过他。他说，别说给人家好户家扛活，就是在自家地里干活也有喝不上水的时候，口渴点、挨饿了忍一忍就过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全家人能过上相对丰衣足食的幸福日子，多亏中国共产党领导穷苦人翻身得解放。
父亲体验了旧社会穷人的苦，也见证了身边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被抓去当过壮丁，跟小日本鬼子打过仗，也和国民党兵战斗过。一次，趁着夜黑，他们摸进了鬼子的炮楼，鬼子发现后开了枪，他正准备扑上去，结果一个人冲在他前边，用身体挡住了射向他的子弹。这个人就是他们队里的党代表。新中国成立，父亲说，他身边没有一名党员不是公私分明、先人后己的，大队书记从不用公家一个信封，生产队的党员都是拣最苦最累的活干，共产党员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
在父亲眼里，入党是最光荣的事情，一有机会他就照着共产党员的样子去做。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他有空就到有困难的五保户家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大风刮断的树枝，万一刮断了，帮忙整理下。看看屋子漏不漏雨，一旦屋子漏雨，父亲就拿一把铁锨往人家屋顶扔几锨土，帮人家堵上屋顶上漏雨的缝。父亲给人帮忙从不惜力气，也不计报酬。有一户闯关东回来的王姓人家，父亲看到人家拖儿带口的一家外来户不容易，就利用工余帮他们拉土、打箔，整理木料，帮这家人盖起了两间土屋。一次，这家人的儿子喝多了，在村里大街上竟跪在我父亲面前抱着他的腿喊爹，弄得我父亲特别不好意思。是想，在上个世纪60年代，盖间房子多么不容易呀，而父亲却想着比他更困难的人，不但要为他们准备些木料、笆箔和土方，而且还要组织生产队的劳力利用空闲时间，帮他们生生地盖起来两间土屋。
父亲的儿女中，比较有出息的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是新中国成立40周年，我服役的武警总队要组织军事大比武。在我们中队，我第一个报了名。说实话，就当时的军事训练成绩，我真不是中队里最好的，但是，我想作为一名战士，就得勇于挑战自我、敢冲敢打，就得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力量。写出请战书后不久，中队党支部很快批准了我的请求，并上报到支队。随后，我参加了支队组织的选拔赛，比赛成绩在选手中不靠前，但也勉强入围，成为支队比武集训队的一员。参加军事比武集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皮肉之苦，这在写请战书的时候我就有了思想准备，但当这些痛苦真正降临时，我真的有些吃不消。一个20公里急行军下来，脚掌外侧常常又酸又痛。有时，脚掌厚厚的老茧上面会有像豆粒似的水泡拱出来，挑破后，缠上药棉抹上碘酒照样跑。负责训练的刘参谋见我总是一瘸一拐地跑出去，再一瘸一拐地跑回来，一个半月的体能训练一天也没有落下，大为感动，专门向中队党支部作了通报。
最难以忍受的训练是中期的擒敌配套对打。这种配套动作，虽然有表演的成分，但更多是真拳真脚踢打，一套五分钟的自编自演对打动作，有跃起侧倒、后倒等平时擒敌训练场上的常规动作，也有鲤鱼打挺、乌龙搅柱等传统武术动作。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前期编演阶段，身上被对手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动作成形后，完整的一套动作对打下来，往往累得直不起腰。
训练再苦再累，我从没有说过一个“不”字，用当时部队的流行语“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来激励自己。训练之余，我帮着身体不适的同志打水打饭，也帮着集训队出黑板报、编写训练简报，鼓舞队伍的士气。
我在比武集训队的优异表现，得到了支队业务部门的充分认可，也得到了中队党支部的高度关注。当年，我就被中队党支部列为党员发展对象，第二年“七一”前夕，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父亲虽然于1979年5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对于镰刀、锤头的信仰从来没有模糊过、怀疑过。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他的7个儿女中有3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我，已有近31年的党龄。我们都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披荆斩棘，走向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