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百年民主的实践与发展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太公六韬》

一从大地起风雷

19世纪末，《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写了一篇《中国自强策》，文中讲到：

中国素以君权为主务，以保世滋大为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循习至久，全国之民皆失自主之权，无相为之心，上下隔绝，彼此相离，民视君父如陌路，视同国若途人。夫民之弱与离，君所欲也，积至今数千年，乃受其大祸。然则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唯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

第一次被汪氏这篇文章震撼到，是20年前的夏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午后的阳光照例明媚而热烈，穿透窗前枝叶交叠的银杏，把一隙斑驳的树影，印刻在《汪康年文集》青瓷一般深黛色封面上。不远处的百年大讲堂传出欢歌口号此起彼伏洋溢着青春活力，一群学生正在庆祝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胜利者海沸一般的激情狂喜，和汪氏一百年前无奈、愤慨以及坚定沉重的悲壮，在四壁的图书中间回旋往复、形成鲜明对比，更让我从“复民权、崇公理”的疾呼中，一窥数千年封建专制下的国力不昌，以及晚清开明士大夫追求现代民主的觉醒。

现代民主是什么？作为一种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基础的政治理念、政治精神、政治态度和政治作风，现代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个舶来品。而接受舶来品，对传统士人来说，精神上总有些不痛快、不情愿。哪怕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也理直气壮地表达和汪康年天壤之别的政治观念：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大乱四起。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

然而，思想的发展，不以张之洞等人的意志而停步。四十余年，江河日下，梁栋崩析，棋局已残。亡国灭种之危越发急迫，切肤之痛让民主日渐一日成为澎湃汹涌的大潮。特别是日俄战争中民主的日本完胜专制的沙俄，更让中国人的心灵为之震撼，向日本学习、实行立宪民主，成为大势所趋。

立宪、民主，要有合适的政权组织形式作为运行载体。《中国新报》主编杨度著《金铁主义说》，明白地发出“开国会”的号召，言语铿锵，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

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疾呼号召于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

开国会，必然涉及选举。关于选举，黄遵宪更有发言权。他在光绪八年担任清廷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目睹了1884年美国总统大选：“甲申十月，为公举总统之期。合众党欲留前任布连，而共和党则举姬利扶兰。两党开争，卒举姬君。”作为诗人的黄遵宪诗兴大发：

吹我合众笳，击我合众鼓。

擎我合众花，书我合众簿。

汝众勿喧哗，请听吾党语。

人各有齿牙，人各有肺腑。

聚众成国家，一身此尺土。

所举勿参差，此乃众人父。

……

吁嗟华盛顿，及今百年矣。

自树独立旗，不复受压制。

红黄黑白种，一律平等视。

人人得自由，万物咸遂利。

民智益发扬，国富乃倍蓰。

泱泱大国风，闻乐叹观止。

读黄公这首《纪事》，恍惚如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我看到字里行间，全是欣羡和倾倒。清朝人也好，法国人也罢，旧世界的人如天外来客，被一种震撼的新鲜充斥心灵，除了虔诚的顶礼膜拜，愈觉“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紧迫。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两年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可是，南方诸省的急性子们已经迫不及待。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开国会”“行选举”这一历史接力，落在了民国临时参议院肩上。从1912年12月到1913年3月，新成立的民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选出参议员274名、众议员596名。这届国会苦苦支撑了9个月，即被袁世凯非法解散。以后30多年，虽然几经恢复，却成了各方政治势力左右操控的“木偶”。江石悍利，波恶涡诡，争取民主的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然而反民主的调查与暗杀之事，更是层出不穷。1930年代初，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发出低抑而凄楚的感叹：

争取民权的保障是18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20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18世纪的工作。

可是感叹又有什么用？发完感叹后不久，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街头被暗杀。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当时只有15岁，多年以后回忆说：

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带着我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只见路边冲出4个持枪大汉，立在汽车四角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父亲听到枪声，立即伏在我的身上……终于，父亲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

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没有民意民权为根基，所谓的“民主”，最终只是抟在政客手里的道具而已。

芙蓉国里尽朝晖

去过嘉兴，看过红船。江南形胜地，随处可见水色空濛波光潋滟，清溪上成群的鸟飞过去飞过来，像云一般回合无意、像浪一般卷舒自如、像米芾的书法一般飘逸洒脱。我想100年前的盛夏，那十几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或布衣长衫，或西装革履，在这游船上相聚，是否也如我一样，为湖山晴明岁月静好所感动？不，不会的，他们才无暇四顾这旖旎的风光，对他们来说，哪有湖山晴明哪有岁月静好，他们哀民生之多艰哀神州正有陆沉忧，他们明白自己肩负改天换地的天降大任，他们正踌躇满志激情澎湃、要擘画一个新世界新未来。

中国人对民主道路的探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站向了一个崭新的起点。而民主在中国，也开始跃出少数“精英”的把控，成为可以动员无产者广泛参与的有机事物。它正在摆脱浮华虚饰回归质朴遒健，以一种清晰而有力的姿态，横空出世，灿如朝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即明白地、庄严地向世人宣告：“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

所谓“苏维埃”，是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俄国十月革命后，创建了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形式“工农兵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大会。李大钊、蔡和森最早将这一制度介绍到中国，断定这种政治组织，必将是未来真正的、能够代表广劳苦大众的民主形式。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发出了雄辩的赞美：

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布尔什维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李大钊的新信条，在革命的血与火的洗礼中付诸实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三年后，中华苏维埃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全世界表明自己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及其运行方式：

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红旗漫卷，遍地英雄。带有鲜明革命主义特征的红色民主如星星之火，在中华大地的秋野上，形成了不可遏制的烧天之势。

我一直在想，假如没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那一场事变，没有日本人践踏在中华大地上的铁蹄肆意蹂躏肆意摧残，中国民主将走向哪里？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卢沟桥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的雄狮，从此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抵御外侮成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政治主题。

在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国共两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各方面力量紧密合作、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适应抗日统一战线建设需要，迅速将边区苏维埃政权转变成“三三制”参议会，除了党领导的工农兵群众，将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吸收到政权机关中。

苏维埃演变为参议会，使民主大大扩展了范围、增强了韧性。如果说苏维埃的民主有如骅骝长嘶、有御风图南征服八荒之势，但可能因为鲜明的目标主义以及阵线的过度清白而孤立无援的话，参议会则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含藏内敛、包容稳健、醇厚平和，少了咄咄逼人、多了圆润弹力，但是培蓄待发的精神，并没有因此缩减。它像苏维埃一样，积极发动最基层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建设。

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群众中流传一句俚语：“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句朴实的韵文，生动再现了陕甘宁边区独特的“豆选”场景。那时候边区农民大多不识字、不会画票，为了让他们在选举中充分表达意愿，当地的党组织发明了一种“豆选”：干部候选人跟全体村民见面，然后背对群众站成一排，每个候选人背后的桌子上放一个大碗。所有来参加选举的村民，每人发一粒黄豆当作选票，请他们拿着豆，依次走过候选人背后，想选哪位候选人当乡长当村长，就把黄豆放在此人背后的碗里。“豆选”既简便又有趣，每回选举就像赶庙会、过年节一样，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齐出动，“有的妇女抱着娃娃、兜里揣着馍馍参加选举，连许多极少出窑洞的小脚妇女，也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参加选举”。这种创始于延安时期的、带着泥土气息的选举办法，后来迅速传遍了各个解放区，解决了农村地区基层政权的民主产生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和参政能力普遍不高的国度中，民主真的就像那一粒一粒的豆种，经过精心的呵护培育，逐渐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民主在哪里？不在紫殿深宫煌煌高人空论，而在寻常巷陌俯仰指顾之间。

一唱雄鸡天下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我查阅1948年上半年的历史，看到了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正在中华大地上发生革命性的逆转：在华东，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据点，山东全境已经解放。在陕北，西北野战军一举收复了延安。在华北，聂荣臻正在包围太原。在东北，林彪、罗荣桓已经解放四平。在中原，陈毅、粟裕取得了豫东战役和襄樊战役的胜利，完全打乱了蒋介石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而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战线直接推进到长江北岸，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形成强大的威胁。截江组练驱山，万里未收貔虎。独裁统治行将就木，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战略构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民盟创始人、“川北圣人”张澜，当时正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他听说在香港的民盟总部已经通电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途径”。6月14日，在张澜等人的推动下，民盟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本盟自成立以来，一向主张以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方针，同时亦以此为本盟奋斗的中心目标，早为海内外人士所共鉴。……此次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第五项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正与本盟历来一贯的主张相符合，本盟当然愿为这一主张的早日实现而积极奋斗。同时中共“五一”口号发布以来，各方纷纷热烈响应；足见政治协商与联合政府的主张，决非任何一党一派独有的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来自海内外46个单位的代表662人参加，其中最年轻的22岁，最年长的92岁，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相比于1946年的“旧政协”参加代表只有38位，“新政协”的凝聚力和广泛代表性可见一斑。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开会，如何实现所有意见的充分表达？叶圣陶的日记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

凡已来平之政协代表俱以今日讨论此草案，共分二十小组……此方式余以为甚善。六百余人共聚一堂，必不能为详密之讨论，今于事先分组研究，然后综合各组之意见而为修订，可谓普及于人人，实比旧日开会方式进步多多。此新民主之民主集中大异于旧民主者也。

而著名报人胡愈之则为政协会议体现出的空前团结空前民主的氛围所感染，他怀着极为欣悦的心情，热情洋溢，大声称颂：

全中国人民都希望有这么一天。这么一天已经到来了。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天大的事情。因为这表示全中国人民破天荒第一次大团结，向民主建国的大路，跨上了第一步。……这不可能不影响到国家和人民的永久的前途，也不可能不影响到世界和人类的永久的前途。

政协会议，重在协商。从政协代表的产生，到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方面代表协商出来的。许多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代表人物、起义将领，担任了新政权的要职，以至于有些共产党员想不开发牢骚，说“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这些闲话，于团结不利，于民主不利。

毛泽东敏锐地发觉党内同志存在的这些错误思想，及时开展政策教育：

人民政协会议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出席政协会议的有一位毛泽东的老朋友，著名诗人、同盟会元老柳亚子。作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柳亚子比较早地响应毛泽东号召，于1949年3月从香港来北平参加民主建国活动。他认为以自己的名声与才能，必在新政协中得以重用；但新政协人才济济，各方面代表人物众多，对柳亚子的安排并没有满足他的期望。柳亚子写了一首诗呈毛泽东：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在这首诗里，柳亚子表达了自己“无车”即待遇未达期望的不满情绪，同时表示与其如此不如学汉朝的严光、归隐田园算了。当然，柳亚子不满情绪是真，归隐之心或假。毛泽东看了这首诗，即和一首：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既对柳亚子的牢骚太盛进行规劝，同时又对柳亚子予以挽留，希望他不计个人得失，留在北平积极投身民主建国各项工作。柳亚子接受了毛泽东的挽留，再写诗一首，自责“离骚屈子幽兰怨”，并赞毛泽东“风度元戎海水量”，同时表示“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从此不再提个人利益诉求，全心投入到新中国的民主事业中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完成了民主建国各项任务，于9月30日胜利闭幕。

第二天，10月1日，下午3时，30万首都各界人民群众和解放军代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庆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和6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抗争、试验、实践、总结，从此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因为有了人民的当家作主，中国的民主进程，有如旭日东升、红盘乍涌，神州处处，第见风帆沙鸟、竹树烟云。

良宵盛会喜空前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的理论构想，是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主义论》中，他写道：

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

14年后，毛泽东的理想变成现实。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了。

和政协会议协商产生代表不同，全国人大代表是在普遍、平等的基础上，从乡到县、从县到省，又从省到中央，一层一层选举出来的。

自有文明史以来的五千年中，中国从未有过全国范围的政治选举。如此开天辟地一般的新创举，在人民群众中引发了怎样的反响？我看到1953年3月5日《北京日报》刊出的《北京各界人民热烈拥护选举法》，生动地描绘当时的场景：

前门区椿树下头条三号居民李菊生说：“国家真跟咱们自己的家一样，要咱们自己来做主。咱一定要把眼擦得亮亮的，选举真能为咱们办事的人大代表！”……青年学生们也感到欢欣鼓舞。北京第八中学高一的梁仲才同学兴奋地说：“我今年整18周岁，并且是在首都参加选举，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全国人大代表需由各省区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954年8月17日，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幕。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市人大代表选举毛泽东，有着什么样的兴奋喜悦、激动幸福的心情？我看到老舍在大会结束后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就叫《毛主席，我选举了您》，睹其字如闻其声。身为作家的老舍，忽然变得语无伦次：

选票上的第一名候选人是伟大的毛泽东啊！……轮到我去投票。我觉得出我的脸白了，眼圈更湿了！我愿多拿一会儿那张选票，热情地吻它。可是，我必须把它投入票箱里。我投了票。看看前后左右的人，他们的眼里也含着泪。

是啊！无论是各行各业各地的选民，还是当选的1226名全国人大代表，谁又不是和老舍一样，心里充满着激动、骄傲和自豪呢？有一位张元济代表，他曾面见过“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当时已经88岁，风烛残年，卧病上海。听说自己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即写信给朋友表示“无上荣幸”，并说“必当扶病来京出席，死在北京亦所欣然”。人民代表大会的感召，承载着新中国新民主的希望，正如春风里的云雷、动地而来的欢歌，在每个人心里，激荡起山鸣谷应的强烈回声。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让新生不久的共和国，有了根本的法律依循和治理章程。民主法治密不可分，民主是法治的意志基础和程序基础，法治是民主的制度保障和秩序保障。70年来的历史证明，宪法实施得好不好，直接影响民主的前途和命运。黄炎培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对宪法的执行寄予厚望：

我万分恳切要求各方面对于宪法执行工作，特别予以严重注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更须正确反映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工作的意见，发现了困难或偏差，必须全国上下一致努力来克服来纠正。

事实上，黄炎培与其说是对宪法寄以厚望，不如说是对宪法框架下保证人民自由民主地行使政治权力寄以厚望。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确能对国家机关直言不讳地发表批评意见。比如在讨论到政府工作报告时，程潜代表发言：

我觉得，在有些工作中，气血脉络还欠灵活呼应，党对政府的领导以及党同非党的团结协作，也还未达到有原则的乳水交融的境界。这就是美中不足之处。希望共产党对政府在领导方法上注意改进，加强思想领导，建立科学的分工负责制，以此来更加加强党同非党的团结协作。

其他代表也都实事求是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给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曹荻秋代表批评中央有些部门对下情了解不够、以致在工作指导上有不尽合乎实际的地方。梁希代表建议改进粮油统销工作。沈雁冰代表建议不要用行政方式去领导文艺创作。所有代表，都怀着一种朴素而诚恳的希望，希望真正代表人民参与到初生政权建设中，希望为建设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贡献才智贡献力量。

我读这些60多年前的档案材料，恍惚感到每位代表的形象鲜活交叠浮现在眼前，他们的身姿神态手势，他们的措辞轻重语调高低语速急徐——我相信那种民主氛围是真诚而和谐的、是充盈而清新的、是热烈而明快的、是有着美学意义自由自在因而令人向往的。我甚至看到，邵力子代表在1956年6月举行的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言，郑重介绍“吞食蝌蚪可以避孕”。虽然方法欠科学，但反映了他关注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因而倡导计划生育的先见之明。这种活泼泼的民主形式，在人民代表大会创立之初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得到鼓励和提倡。中国人民自我培育的民主兴致、民主热情、民主信心和民主精神，本该不断发扬、不断光大、不断臻于完善。

可是，从1957年6月的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始，民主进程急转直下，变得沉郁晦暗起来。

人间正道是沧桑

1957年6月26日，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由于“左”的思想逐步抬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情况。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直接影响了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氛围和走向。400多位代表的发言，多数是在揭发批判“右派分子”言论。巴金代表后来回忆：

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

人潮。市声。惊红。骇绿。乱云急雨，倒立江湖。“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的自危，如岁月彼端传出的噬痛；劈空而来横加额上的雷殛，让中国的民主实践突遭挫折。立法基本停顿。监督流于形式。就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也不能按时召开。三届全国人大期间只开过1次大会、33次常委会会议，四届全国人大期间，只开过1次大会、5次常委会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了“橡皮图章”，地方各级人大更是陷入瘫痪，民主法治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权力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严冬有日终须尽，万里溪山唤春回。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是一次德被生民的会议，这是一次功施社稷的会议，这是一次足可铭彝鼎而披弦歌的会议，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因为这次会议，成为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

春秋替序，物故者新，长林古木，振以清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倒”的彭真复出，担任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实际上主持全国人大日常工作。他为中国民主法治的恢复和发展，付出极大心血、作出巨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张春生回忆说：

这10年，我看他（彭真）是很想从体制上突破一些东西的。就人大来讲，就是要突破“橡皮图章”，切实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大家跟着他做了几件大事，确实有所突破。

张春生提到的“几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把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初创时期，普遍实行等额选举，通俗说法是“上面提名单、下面划圈圈”。1979年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把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一律变成了差额选举。差额选举就会有当选、有落选，落选了怎么办？彭真讲：

选举过程，是干部、群众批评自我批评的过程。……没有当选的，应改正错误缺点，从各方面提高自己。有些人落选，也可能是由于群众还不了解，或了解得不全面，俗话说日久见人心，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是会慢慢了解、认识的。

其实，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不只是选举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拓展了民主的空间、丰富了民主的呈现。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基层人大机构的逐步健全，民主的运行与深化正逐渐和基层社会治理、民生进步改善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竭动力。

202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和《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市、区、乡镇三级人大代表1.2万人参与了立法工作和执法检查。“万名代表走基层”，作为对延安边区“豆选”制的精神延续，让立法执法在北京实实在在走了一回群众路线，把民主动员的触角深入到千家万户。北京市人大代表李冬梅参与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执法检查，身边、路边、周边的垃圾桶，被她检查了一个遍，“忍不住，都成了习惯了，看到垃圾桶，就像去掀盖子瞅一眼。”物业管理条例所独创的“物管会”制度，已经成为推动社区自治、解决居民物业矛盾纠纷这一城市治理老大难的“新钥匙”。《人民日报》专题报道，赞北京“有了物管会、治理更到位”，鲜明地道出了立法主旨和实施效果。

新世纪以来的民主，也越来越融入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民主观念集中在“优化选举”的“单维度论”，那么，现在则更多将自由、自治、法治、参与、协商等国家建设话语，引入了民主建设的框架，“多维度论”的民主理念和实践成为主流。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

多维度的民主观，恰恰是符合大国国家建设复杂性的特性的。试想，中国如此大的国家，以一个维度来衡量政治性质即政治的好与坏，完全不符合国家建设的复杂性。其实，也正是因为把单维度的民主形式等同于一切，甚至代替了复杂性的国家建设，结果很多发展中国家反而陷入了民主与国家治理危机。

杨光斌试图阐述这样一个道理：作为政治运行方式的民主，内容有真伪之别但形式无优劣之分。和西方国家唯党争、唯票选的民主比起来，中国多维度民主形式，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也更有秩序和效率。

我们把目光转到2002年，这一年，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史天健来中国开展关于民主政治的民意调查。民调问卷中有一些开放性题目：“对你来说民主到底指的是什么？”结果显示，有近55%的人认为民主是为人民服务。问卷中还有一个选择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由有规律的选举产生”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时时刻刻想到人民的利益”，你认为哪个更重要？结果80%的受访者认为后者更重要。由此史天健得出结论：

第一，中国人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恐怕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尽管他们用“民主”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的理想。第二，人民是以不同的标准在评价政府，而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选举就可以满足。第三，对于政府和政治学者来讲，这就提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在作制度设计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发展民主？在什么程度上满足人民的要求？

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着眼民生改善的传统民本主义性质的民主模式，远比空洞的西式民主说教更加真实可感、更加坚定有力。这就引发了一个有意思的课题：本文开始提到的汪康年们追求的那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假如真的照搬照抄到中国来，会不会水土不服？所幸百年来中国民主的领导者、推动者、实践者，借鉴舶来的民主观念，结合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民本主义思想积淀，不断试验，不断改进，不断完善，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民主之路。而中国建设发展的实践，特别是40年来经济腾飞、民族团结、人民生活的富足美满，已证明这条道路的勃勃生机和强大效能。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或许更能解析人类民主的深层密码、更好书写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华彩篇章。

2021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如期举行。2900名代表再次相聚一堂、共襄国是。

大会堂外，春寒清冽，万物将萌。杨柳娇羞地晕染着轻烟一般似有似无的柔黄。三月的红梅饱满绚烂如朝霞，在轻风吹拂下婆娑起舞。无数只色彩斑斓的鸟儿上下翻飞低吟欢唱，清音嘹亮争相讲述又一个春天的故事。春天来了。从塞外穹庐到江南台榭，从冰山太古到浩海烟波，峰峦如聚，大河如练，长风跌宕，红旆垂空。

百年民主迤逦前行，刻划出一道道坚毅而清晰的纹路，曲折多姿却又浑厚谐美。

如世纪老人须髯临风一展笑靥，从容笃定地，走向春意盎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