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道义 辣手文章——记民国报人邵飘萍 

赘言

记得梁启超很欣赏西儒约翰·穆勒的一句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曾在许多场合提到这句话。或是因为他深知，帝制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毫无生气，久病不治，其根源就在于，绝大多数国民自居于奴隶地位，不能言说，不敢言说，不肯言说，万喙息响，鸦雀无声；而士风和官场风气的腐败，更让人忧心忡忡，乃至知识精英，都不肯承担起自己应尽的政治责任和义务，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还记得老裕泰茶馆“莫谈国事”的那块牌子吗？那就是中国人现实处境的真实写照。因而，今日不欲救中国则已，如果想要救中国，那就一定要从开放言路、去塞求通入手不可。在他看来，欲达此目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办报。

梁启超可谓中国近代历史上国人办报的先行者，他对报刊的传播力有着敏锐而独特的领悟，他所创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都曾风靡海内外，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在《时务报》创刊号上所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高度概括了报刊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开阔读者眼界，启迪民智，为改革制造舆论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他看到，西方报业发展规模之巨大，介入社会生活之广泛，已成为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此他大为感叹：“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1]

诚然，梁启超能有这种见识，也是时代使然。时势造就了梁启超，也造就了清末民初中国报业此前从未有过的辉煌。民办报刊乘势而起，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大有江河泛滥之势。怀抱济世救国崇高理想的士子们，依托报刊，针砭时弊，自由议政，开启民智，造就新人，推动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些刚刚脱去旧式“长衫”的“同学少年”，转身成为最初的职业报人，他们带着对这个新兴职业的想象与期许，以笔为旗，激扬文字，活跃在报纸这个舞台之上。而邵飘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金华“童子秀”

1886年10月11日（清光绪十二年丙戌九月十四日），邵飘萍出生在浙江东阳大联乡紫溪村一个穷儒之家。[2]此地素有“勤耕苦读”之风，邵家几代都是以耕读终其一生的普通人。到了邵飘萍这一代，得天下风云际会而乘之，所谓笔参造化，学究天人，竟成就了一个生而名满天下，死亦彪炳史册的报业巨子。

他是家中第五个孩子，幼名新成，又名振青、镜清，字飘萍，阿平是他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父亲邵桂林在他出生不久，将全家迁往金华。事后证明，这个决定在他的成长经历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金华，邵桂林仍操旧业，办起一家私塾。邵飘萍就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邵桂林办学，颇有严苛之名，对学生教之不苟；自己的儿子，自然更不肯放任自流。他是把整个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了，盼着他能金榜题名，登科致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邵飘萍很小就显示出聪慧的特征，更兼有父亲的精心培育，学业则日新月异，不到十岁，已能作文答对，不仅“四书五经”烂熟于心，《左传》、《史记》中的许多名篇亦能背诵。像许多神童一样，他也有过吟诗作对的“奇迹”，在当地被人视为“奇才”。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邵飘萍十四岁，参加金华乡试，考中秀才。据说他的名次排在金华府属八县之首，但主考官担心其年少气傲，故意将他降为第十名。尽管如此，邵飘萍的“童子秀”还是轰动了东阳，成为当地的美谈。秀才虽然名分不高，却也是“功名”在身了，接下来还会有会试、殿试，举人登科，进士及第，如果一帆风顺的话，至此才算实现了一个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如诗所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的全部荣耀莫过于此！

人生转轨

邵飘萍人生轨迹的转变，与一个叫张恭的人有关。事后证明，这个人的出现意义重大，关乎到他的人生选择。张恭生于1877年（光绪三年），比邵飘萍年长近十岁，是个思想非常激进的民主斗士，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政府，为此先后创立了“积谷会”、“千人会”、“龙华会”等反清组织，不久又加入光复会，成为革命党的一员，曾参与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他创办的剧社“张恭大班”，常在金华、义乌一带巡演，剧目都是根据《猛回头》、《警世钟》等流行小册子改编的文明戏。

年仅十六七岁的邵飘萍也是个热血青年。他追随在张恭身旁，憧憬着自己也能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去，为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尽一份力。这期间，张恭与几个朋友合办了一张名为《萃新报》的报纸，尽管只是一份文摘半月刊，但在金华却是首创。设在金华中学堂右首吕成今祠内的《萃新报》报社，离邵飘萍的家很近。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邵飘萍参与了《萃新报》的编辑业务，但是，就他与张恭的关系而言，他必是《萃新报》的常客。他对报刊功能的最初认识，显然是在这里形成的。他日后选择报业作为终生志业，《萃新报》亦有启蒙之功。

同学有位陈布雷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邵飘萍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即今浙江大学前身）。该校曾是巡抚廖寿丰创办的求是书院。关于邵飘萍在高等学堂读书的具体情形，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有方汉奇先生访问其夫人祝文秀时记录下来的片言只语，说他“每试第一，成绩为侪辈之冠”，甚至引起一些同学的妒忌，栽赃他偷了别人的书。[3]据说他的同学中有邵元冲、陈布雷、张任天等，关于邵、张与他同学的情形，目前无从考查，但陈布雷在自撰《回忆录》中，的确提到曾与“金华之邵振青（锡濂）”同学，并称他为“以学问才华相慕重者”，[4]似乎很有推崇之意。

无论如何，高等学堂这三年，让邵飘萍进一步明确了自己未来将要努力实现的理想目标。这固然得益于学堂自治自觉的学风，给了他更多的时间阅读课外的报刊。陈布雷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学堂“斯时有一极不良之风气，即所谓‘逃班’。逃班云者，对于自己所不感兴趣或认为不难补习之学科，即自动逃课是也”。他是有“逃班”经历的：“余平均每日终有一小时逃班，以在室中或操场空地上自己读书为乐。”[5]我们不知道邵飘萍是否也曾“逃班”去读自己喜欢的《复报》、《民报》、《新民丛报》等报刊，而可以知道的是，这些报刊对他而言是深深触及了灵魂的。这段时间恰逢《民报》与《新民丛报》就革命与改良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论战，先不论政见、立场如何，论战双方在报刊上慷慨激昂、酣畅淋漓的尽情挥洒，竟使得记者、主笔这种职业赢得了社会上更多人的好感，人们不再以搬弄是非而轻薄之，而邵飘萍这样的青年，也不能不为之心动，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献身报业的决心。

然而有意思的是，邵飘萍的身心在这里却表现出一种矛盾和分裂的现象。对论战双方，他既倾慕梁启超的文采飞扬，气势旺盛，以及笔锋常带感情的雄健豪迈，如大海波涛，席卷而来，有千军万马不可阻挡之势，而且非常认同梁启超关于报馆负有监督国事，开通民智之职责的主张；但同时，他对《民报》所宣扬的排满革命，光复中华的民族大义又由衷地赞许，所谓心有戚戚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使得邵飘萍在情感上更靠近革命党而与梁启超渐行渐远。有记载称，他与革命女侠秋瑾的关系就很不一般，“秋瑾被捕前曾有信给烈士（指邵飘萍），迨烈士收到秋信后得悉秋瑾已被害，烈士对此慨叹不已。时烈士与徐锡麟等均有联系，并搜罗秋瑾等人事迹”。[6]年谱中的这段记述，来自邵的夫人祝文秀，而邵飘萍在其《振青随笔》中对此事亦有所提及：“偶拣敝箧，得秋女侠手翰。尝忆接到此书时，距秋女侠之死已半月。初闻之而大惊，继审视邮票上之日月，知为秋女侠被害之前五日所发者。欲寄回书，已无从寄矣。”[7]

初试《汉民日报》

1909年夏天，邵飘萍从高等学堂毕业，并没有马上进报馆，而是被金华中学堂聘为教员，做了孩子王。学校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很乏味的，他还是向往着有一天能作为民众的耳目喉舌在报纸上展现自己的才华。经过一番努力，他被《申报》特聘为通讯员，负责采写有关杭州与金华的地方通讯，投寄到在上海的报社。直到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武昌首义，浙江亦于11月4日响应，宣布光复。邵飘萍及时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跑到杭州寻找机会。他在《愚与我国新闻界之关系》中写道：“自浙江高校毕业而后，曾为中学高小等国文历史教员之生活者三年，即兼地方报纸通讯之职务，因此关系，辛亥革命之岁，遂与杭辛斋君经营浙江之《汉民日报》。”[8]

这是邵飘萍与报业正式结缘之始。这一年，邵飘萍25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邵飘萍最早的文章，即发表于该报11月25日。此时据《汉民日报》创刊只有一周。他在其中写道：“革命非行乐事，乃万不得已而为此剧烈之举动也。故革命所以救同胞，非以造饭碗。存争饭碗之心，则政治黑暗且甚于昔日，何必多此一举哉！”[9]这种认识贯穿于邵飘萍的一生，在他的主持下，《汉民日报》表现出鲜明的以时政报道和评论为主的特色。如果说，长久以来憋了一肚子话想说，如今可谓恰逢其时；而他又是个极敏感的人，现实的刺激总给他一种拍案而起，奋笔疾书的冲动。方汉奇先生主编的《邵飘萍选集》，收集到他在《汉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有72篇之多，从中不难领略一个初出茅庐的报人卓尔不群的眼界和胆识，以及尖锐明快、辛辣幽默的文风。

书生意气，“愤青”本色

从武昌首义到民初建政，恰逢中国的国体、政体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此时此刻，历史风云变幻，世事跌宕起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明枪暗箭，你争我夺，真个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派政治势力纷纷加入角逐，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然而，对于搞新闻的人来说，却是大显身手的极好机会，邵飘萍更是得其所哉，放言无忌。统揽这个时期邵飘萍的言论，革命激情有之，正义感有之，也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洞察力和思想的深刻性，但仍不脱“愤青”本色，所论带有十分浓厚的书生意气，纸上谈兵，不足深论。然而，他有些话确实说得很精彩，也有先见之明，例如他说：“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以总统与己。”[10]他看到了此事的荒唐，并且说得明明白白，但人微言轻，并不能影响到历史的进程。他又说：“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11]他这话是在1912年1月23日说的，此时溥仪尚未宣布退位，没想到四年后他的这句话竟成了一句“谶语”，真就应验了。

杭州官场的腐化及大小贪官污吏他也不肯放过，1913年5月9日，他在《汉民日报》发表《呜呼，共和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一文，列举了金华、东阳、德清等地官吏戕害人民的种种事实，最后他说：“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更可怕。”[12]因此，他与地方权贵结怨，几次遭遇性命之忧。一次是有人潜入报社纵火，想烧死他，幸亏报馆内印刷工人众多，发觉早，及时将火扑灭了。还有一次，有两个刺客等在他去报馆的路上，被他识破，机智地逃过一劫。这一年的8月10日，浙江都督朱瑞借袁世凯封杀国民党系统报刊的机会，终于以“扰害治安”和“二次革命嫌疑犯”的罪名，将他逮捕，并查封了报馆。

第一次亡命日本

邵飘萍在狱中关押了半年之久。第二年春天，被各方营救出狱的邵飘萍，为避风头而东渡日本，入法政学校肄业。这时的日本，似乎已经成为国内革命青年避祸的首选之地。而这所学校亦是专为中国人办的。可惜，世界之大总是不能给中国青年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即使在日本，自称来读书的他，呆在教室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不是他不想读书，而是形势所迫，他只能走出书斋，奔波于留日学生群中，商讨救国之道。此时已是1914年8月，欧战爆发，日本乘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亚洲之机，欲将德国所占中国山东权益收归己有。8月15日，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9月15日前割让青岛给日本。8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中日新议定书》六条，其中说到“因第三国侵害支那共和国之安宁、或于领土保全上有危险之时，日本帝国政府可采取临机必要之处置”、“支那共和国不得妨碍日本帝国政府之上述行动，而予以便利”、“日本帝国为达前项之目的，得临时收用在军事上必要之地点”、“非经两国政府承认，不得与第三国签定违背本协约之条约”等条款，其内容类似于日韩合并前日本与韩国签订的议定书的翻版。[13]23日，日本即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在龙口登陆，直接威胁青岛。

正在法政学校读书的邵飘萍密切注视着日本的一举一动。他急于想把在日本听到、看到的情况告诉国人，于是找到潘公弼等三位同学，办了一个“东京通信社”，为国内报刊提供稿件。他后来曾经忆及此事：“设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著名报纸司东京通讯。适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际，以议论激越，惹日本警察官吏注意。”[14]其实，注意到东京通讯社的，又何止“日本警察官吏”，国内舆论界对这家通讯社亦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时，有两件大事牵动着国人敏感的神经。外部即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二十一条”；内部则为袁世凯“帝制”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期间，邵飘萍围绕这两件大事向国内发回大量报道，详细介绍外国报纸对此的报道和评论，以及日本各地中国留学生举行集会、请愿等活动的情况。当时便有一种舆论，现在也还有人相信，认为袁世凯最终接受“二十一条”，是与日本做交易，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其实，日本不仅自己反对袁世凯称帝，还联合英、美、法、俄劝阻袁世凯放弃称帝的想法。其中，只有美国拒绝加入劝阻帝制的行动。关于日本的这种态度，以及背后的动机和各界的反应，邵飘萍多次加以详尽的报道，陆续写了《日人所谓国体变更之里面》《日人观察帝政问题之表里》《日本对我帝制问题之三说》《日人论其政府之对我警告》《英俄法日之同时一箭》《今后外交之形势如何》《东邻外交界要闻》等一系列综述日本朝野各方的主张和见解，以及中国拒绝劝告后日本所施对策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他也明确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将共和政体篡改为君主政体，并提醒国内警惕日本及欧洲列强可能借口保护侨民而采取军事行动。

北京十年

1916年春，上海新闻界特邀邵飘萍归国，要借他这支擒龙伏虎之笔，为讨袁助一臂之力。这时，他亦归乡心切，接到电报， 马上启程回沪。最初，他供职于《时报》，不久又被《申报》社长史量才看中，特下聘书，请他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据说，这是中国记者拥有“特派”身份之始，也是邵飘萍京华十年新闻事业之始。

北京是个是非之地，政治漩涡的中心，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而社会政治的多姿多彩，正是新闻记者大显身手的时候。初到北京的邵飘萍便发现，这里“迭见政界活剧之演出，其供给新闻记者之材料，可谓勤矣”。[15]然而，他所处的工作环境却很糟糕。最突出的问题是报纸多为政客手中的工具，“绝少背后无政治关系者”，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因而，报纸和新闻记者在社会上名声很差，记得有人说过：“中国一切现象之最腐败最无聊者，莫北京之报纸，若中国人之最混沌最无感觉者，莫北京之新闻记者。”[16]而重要的、有价值的政闻，几乎都被外国报纸、通信社所垄断。面对这种状况，邵飘萍采取的对策是自创一家新闻编译社。这在当时属于创举，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记载：“我国人自办之通信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五年七月（1916年8月），邵振青所创之新闻编译社是也。”[17]

邵飘萍依托编译社开展工作。最初规模不大，人手也不多，但其业务却相当广泛，既编国内新闻，也译重要外电，每晚七时左右，编译社成员便骑车将编发好的油印稿件送往京城各报馆，并用快件把消息邮寄到外埠。当年的驻京记者想要访到一些像样的政闻是颇不容易的。政府对外封锁消息，国务院虽设有记者招待厅，但只是从政府文件中摘录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分送记者而已，有价值的新闻很少。真正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几乎无法及时公正地得到反映。而京城的大小官员又都很世故圆滑，与记者周旋，常常不是守口如瓶，就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想要得其真相，特别是政治事件的内幕，可谓难上加难。

尽管困难重重，邵飘萍仍多方设法，广交朋友，拓展新闻来源。他的加入南社，热心南社各项活动，也是为了能与南社的名士学人广泛交往，了解更多的新闻线索。他还在内阁、参众两院发展“线人”，争取得到阁议的信息。因而，他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局面。我们看邵飘萍这个时期的报道，以在《申报》发表“北京特别通信”、“中央特别通信”、“我国与世界战局”为主要方式，集中报道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关乎国家命运、国计民生，并为国民所关注的国内外大事要闻，内容是详实而丰富的。他每天和这些官员、议员，以及政界、军界、商界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以他的性格，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官场的很多习气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来北京之前，他在上海参加过北上议员欢送会，议员们个个表现得慷慨激昂、沉痛恳挚，他曾为之感动不已。到北京后，他所看到的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样子，于是愤而写道：“观于议场之状况，缺席既多，逃席又众。如前数日者，竟以罚金限制之。反观之，则诸君之不得已而不缺席、逃席者，为金而已，间日来坐数小时，而年受数千金之岁费。试问诸君将何以对国家，何以对国民也！”[18]

议员们的尸位素餐固不为他所接受，而更“令人丧气”的，是议员们的“别有所忙”。忙什么呢？“为己运动官吏，与为人运动官吏是矣”。据说，当时来北京谋事谋官的人，“竟达十五万人之多”，不能不令人感到“可骇之甚”。国会乃民国宪政之基石，无国会既无民国。所以，当张勋等北洋枭雄通电指责国会，叫嚣解散国会的时候，正义人士是不赞成的。而议员们的做法岂非自毁国会欤？为此，邵飘萍指出：“果诸君而克践前言，为国家定大计，建大业，则评判功罪者，自有多数之国民在，虽有十百张勋等，安足损国会神圣之毫末。”[19]议员们的不作为或有其不得已之原因，而内阁、国会各派系之间无休止的内斗，却大伤了国家的元气，是不可恕的。他们造谣生事，勾心斗角，忽而改组内阁，忽而解散国会，很少是为了政见分歧，更多的是为了争夺官位，看得人眼花缭乱，痛心疾首，邵飘萍亦只能长叹一声：“呜呼！此诚可为痛恨太息。”[20]

创办《京报》，自立门户

在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的两年中，他写了二百五十余篇，计有一百二十余万字的通讯作品，在全国造成了广泛影响。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其成长经历时就曾说过：“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看《申报》的飘萍北京特约通信。”[21]既做了报人，都信仰言论自由，渴望着自己的言论自己做主，这就需要有一份自办的报纸，来表达自己对时局和公共问题的看法。邵飘萍自然也不例外。据说，他与《申报》对内政外交的诸多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有时便会发生争执，这也促使他为自己寻一新的出路。于是，他等不到《申报》的聘任期满，便主动辞去特派记者一职，又请了曾在日本与他共同创办东京通信社的老朋友潘公弼，来京创办了《京报》。

此时的邵飘萍，在京城已如鱼得水，要自立门户，固已水到渠成。最初经费有限，报馆就设在邵飘萍位于前门三眼井的家中。条件是非常简陋的，但他在家中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既是自勉，也希望成为每个工作人员的座右铭。《京报》创刊于民国七年（1918）10月5日。此时南北分裂，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方的北洋政府，谈谈打打，争执不休；北方亦有旧交通系、研究系与安福系的内争内斗。《京报》既以此时暂露头角，等于一头撞入南北政争的漩涡之中，而邵飘萍又非纯客观态度，在情感和理念上，他明显倾向于南方政府，在停战、和谈、撤军等重大问题上，他对南方政府不置一词，而对北京政府则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邵飘萍凭借高超的采访技巧和顽强的意志力，曝光了很多京城的政治黑幕以及内政外交之真相。譬如在其笔下，曹锟不仅竞选总统时用钱收买议员，竞选副总统时已提前预演过一回了。因连续三次国会副总统选举人团流会，段祺瑞“不得不与曹锟日事疏通议员，求其一致。而各方议员殊多不以为然，如研究会，如交通系，其尤著者。曹既派其参谋总长潘矩楹氏来京活动，某派亦为搜集金钱，预备每名议员致送大洋二三千元。尽两日威胁利诱之能事，或当见一致投票之结果。果然，研究、讨论、交通之一部分议员皆以不出席，为消极之反对”。[22]另有一篇，讲到退兵裁兵问题，各地督军口头上都说为了和平，私底下与政府交易没有不强调财政困难，亏欠军饷的。对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实则此辈胸中安知所谓国家，又安知所谓外交内交，其唯一抱定之宗旨，曰钱耳。”[23]此类报道不一而足，很快为《京报》打开了销路，吸引了众多读者，尤其是在文人学者、青年学生中赢得了声誉。据潘公弼后来回忆：“《京报》出版，历一个月，销数自三百份陡增至四千。”[24]

京城名流，隐伏祸端

一时间，北京的名流都聚拢到邵飘萍周围。他在《京报》开办十种副刊，都请文化名流担任主持。他还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与新闻教育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担任采访课教员，亲自编写教材，指导学生深入社会采访，为培养新闻人才可谓不遗余力。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响当当的人物，如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陈公博、谭平山、杨晦等。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忆及在北大的情形还提到：“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25]

与北京“新文化”群体的频繁往来，极大地改变了邵飘萍的思想。据罗章龙回忆：“他的言论和行动后来渐渐与中共北方区党的政策发生共鸣，对党与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又说：“他以报社经济力量，支持北方革命事业，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事情。”[26]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邵飘萍参加了5月3日晚在北大召开的爱国学生集会，并第一个发表演说，鼓动学生挺身而出，救亡图存。会后回到报社，他连夜撰文，调整版面，着重报道学生行动。在随后的日子里，《京报》始终聚焦迅速发展的学生运动，集中进行大规模的专题专版报道。他亦每日发表评论，在舆论上给学生以支持。5月4日，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军警逮捕学生代表32人。邵飘萍当晚即撰写评论，为学生辩护。他写道：“凡社会上大骚动之原因，在群众心理上言之，殆有一种不可思议之狂热，此种狂热发动之点，每出于天良，而行为所届，殆非法律范围所可限制。故群众之肇祸与个人之故意犯罪大异其趣。此当局所宜注意。”他在分析群众何以陷于如此狂热之状态时进一步指出：“宁非政府所当引咎自责者乎？”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外交自困于绝地，“何至使群众激成如此之狂热乎”。[27]他还呼吁尽快释放被捕学生，并且“希望工商实业各界奋起对外，以和平、切实而且持久的办法，尽国民外交之责任”。[28]

为社会主义鼓与呼

邵飘萍在“五四”运动期间的表现，深为北洋政府所不满，于是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军警包围报社，扬言要抓捕社长。有人给邵飘萍通了消息，使得他仓促间得以逃脱，再次亡命日本。经张季鸾推荐，他得到一份《朝日新闻》社的工作，月薪三百日元，勉强维持与夫人祝文秀在日本的生活。这期间，邵飘萍读了很多书。他原本就爱读书，潘公弼说他“不终卷不释手”。[29]方汉奇先生通过访问祝文秀，亦了解到邵飘萍在日本读书的情况，能够确定的书名便有16种，其中包括《资本论大纲》、《世界大革命史》、《社会主义论》、《新社会》、《露（俄）国大革命史》、《社会主义研究》、《社会问题研究》、《劳动组合运动史》、《社会问题十二讲》、《社会改造之原理》、《社会主义社会学》、《最近社会思想之研究》、《过激主义之心理》、《恋爱与结婚》、《妇人问题与教育》、《卖笑妇之研究》等。[30]透过这个书单，我们可以想象邵飘萍思想所收到的冲击和震荡，并且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他的两部专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就是在此读书取得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的传播，邵飘萍是做出过积极贡献的。

民国九年（1920）七月，直皖战争爆发，不久，皖系战败，安福系瓦解，直奉联军进驻北京，曹锟、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段祺瑞躲到天津吃斋念佛去了。邵飘萍在日本获悉这个消息，立即辞去《朝日新闻》社的工作，携夫人打道回国。一到北京，他便开始筹划《京报》的复刊。复刊当天，他特意在第一版最显著的上中部位，刊登了他的两部专著的广告。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书刊广告，它相当于一种政治宣言，公开表明了《京报》的办刊方针和立场。由此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4月26日，这是《京报》复刊后的6年，也是邵飘萍的最后6年。这期间，整个中国加速驶入革命单行道，邵飘萍自然不甘落后，用邵夫人汤修慧的话说：“飘萍以为北洋军阀所以能如此残民祸国，主要原因为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其中尤以日本帝国主义最可恨。所以《京报》要继续以往奋斗的传统，要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特别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再者，报纸要表达民意，必须与革命力量配合，为革命做宣传。《京报》最后两年，特别强调这一点，使南方的革命呼声，北方也能听到。”[31]

汤修慧所说绝非虚言，是有邵飘萍的言行作为依据的。举凡这几年邵飘萍所言所行，无不契合他为自己确立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首先，他以《京报》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编发《列宁特刊》，《纪念马克思诞辰专号》，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著作和学说。其次，他对苏联充满好感，积极支持中国与苏联建交，不仅在《京报》上刊载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介绍苏联建设成就的文章，热情宣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成果，而且以《京报》名义，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庆祝中俄邦交成立之大宴会，并向苏联使馆赠送题有“精神可师”字样的锦帐。其三，他全力支持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为他们提供精神的和物质的帮助。罗章龙就曾提到，“二七”大罢工期间，中共北方区委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遇到困难，人力物力均感不足，邵飘萍立刻出手相助，使数以万计的发行量得以顺利完成。此外，《京报》还以刊登要目广告的方式，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和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等党报党刊做宣传。其四，他把孙中山和南方国民政府看作是国内的进步势力，抱有希望，而对北洋军阀，无论皖、直、奉，都视为反动派，“国民公敌”，进行公开的斥责和无情的揭露。而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则表示好感，据说冯、邵二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邵曾建议冯赴苏学习，并希望冯将军与南方革命力量携手共事。

固有一死，得其所哉

因此，邵飘萍不能见容于北洋各系，绝非戏言。先是奉军郭松龄部于民国十四年（1925）11月22日倒戈，郭败亡后，余部于民国十五年（1926）1月投冯玉祥国民军。继而，直鲁联军第24师师长方振武亦于山东肥城倒戈，加入国民军。奉、直、直鲁联军遂联合起来攻打国民军。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并于5月赴苏联考察。4月，直、奉军分据北京。此前，邵飘萍已有预感，知道自己和国民军关系太深，必不为奉军轻易放过，并于当夜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居住，多日不敢出门。后为人所诱，轻信外间传闻，谓当局或对其既往之行为，不再追究，拟回报馆料理事务，“遂于24日下午7时许由六国饭店乘汽车回魏染胡同京报馆（其住宅在报馆后进）。将事办妥后，本想仍回六国饭店居住，驱车甫开至魏染胡同北口，即被侦缉队数人拦阻，旋有荷枪者二人跳上汽车，嘱车夫将车开到警察厅面话。邵氏到厅后，即拘入司法处傍特别室内”。[32]

据说，邵飘萍在返回报馆之际，曾将事先写好的“飘萍启事”交给夫人汤修慧，嘱她在《京报》刊出。这是她临死前的绝笔：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预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得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藉博一粲，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33]

邵飘萍的“临终之言”说得不够坦然，或有难言之隐也未可知。京城报界同人得知邵飘萍被捕的消息后，曾于25日下午推定记者13人访张学良，请求设法营救。张学良答道：“逮捕邵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与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余与飘萍私交不恶，惟此次要办飘萍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作主。”[34]于是，第二天凌晨4时许，邵飘萍被枪杀于北京天桥刑场，终年40岁。《申报》翌日报道：“题为《京报邵振青被枪毙》：京报邵振青昨日下午被枪毙，现同业正在觅尸。昨报界营救邵振青，见张学良，学良谓前敌将领有便宜行事权，已无及，并谓郭松龄倒戈案，邵亦与谋云云。昨夜王怀庆（京畿卫戍总司令）在会议席上，亦请可否保全其生命，佥谓已无及，今日警察通知邵宅，谓尊主已不测，特撤去监视。邵振青枪毙时不屈，犹向监刑官一笑。遗骸停永定门外义地，其妻汤氏昏厥。其本家邵某与友人某氏赴永定门外收殓。”[35]

这篇报道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即邵飘萍与郭松龄倒戈的关系。冯玉祥得知邵飘萍遇害，失声痛哭，亦大呼“振青是为我而死”。这些都是实情，亦是张作霖必杀邵飘萍的直接原因。至于宣传赤化云云，固然不错，但亦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邵飘萍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到了80年代才被证实的，当年的奉系军阀亦无从得知，更不会以此为理由将其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