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花季 

二〇二〇年的七月七日，抗战全面爆发八十三周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首播电影《烽火长城》，讲述抗战时期，延庆大庄科一名农村青年，成长为八路军战士，帮助十团团长白乙化击毙日军狙击手的故事。影片中，青年的领路者，是昌延联合县的县长。

历史人物原型有两位，昌延联合县县委书记徐智甫和县长胡瑛。

《烽火长城》是我的编剧作品。我第一次知晓徐智甫、胡瑛、白乙化的名字，是在中学时代，步行前往平北抗战纪念馆参观祭扫。高大的纪念碑，在少年面前，峥嵘严肃。此前，一九八九年十月廿一日，“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碑”建成，碑文中记载“优秀指挥员、十团团长白乙化，光荣殉国。中共昌延县委书记徐智甫、丰滦密县长沈爽，身陷重围，壮烈牺牲”等字句。翌日，《北京日报》在报道中称：“白乙化、徐智甫、沈爽等为万千先烈中的几位杰出代表。”

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北京改名北平，直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有了北平，遂有平西、平北、平绥路、平承路之称。

“平北”是指当时的北平以北，平承（通州到承德）铁路以西，平绥（北京到绥远）铁路以东，长城内外的一片地域。包括伪满洲国所辖热河省的丰宁、滦平；伪华北自治政府所辖河北省的昌平、怀柔、密云、顺义；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辖宣化省的崇礼、宣化、怀来、龙关、赤城、延庆，察哈尔盟的康保、宝源、张北等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做出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其间一波三折，最终使这里成为巩固的抗日阵地，并作为连结平西、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桥梁和进入东北的前哨，对坚持晋察冀敌后抗战和夺取全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四五年，平北抗日根据地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作战，于八月二十三日收复了战区内最大的城市张家口。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独立夺取、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冀、热、绥、辽纵横千里的战略基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向东北发展的阵地。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建立，首次接管大中型城市。张家口市的接管，为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的管理、建设，积累了经验，也对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接管城市起到了重要的学习作用。

若将北平与张家口、承德用直线相连，平北中心区恰在三角区域内，处于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特别是今天隶属北京市的延庆区，同时被三个伪政权瓜分，形成“一区跨三国”的格局。

大庄科位于延庆与昌平交界，山清水秀，其地长城残存，与八达岭同属“内长城”。站在残损的长城上眺望，古老的墙体斑驳，气势连绵不绝，飞舞盘旋，砥砺坚定。

时光倒回一九四〇年春天，距离大庄科一百五十余公里的平西百花山，正是山花盛开时，崎岖起伏的高山上，险峻陡立的岩石间，一簇簇姿态优美、颜色各异的小花锦绣成团，拥聚在碧草丛中，艳丽灿烂。

三十二岁的徐智甫沐浴在生机勃勃的春光中，他告别学习、工作近两年的平西根据地，踏上前往平北的征途。

这一年，他的儿子徐振田两岁，两年前，他离开冀东来到平西时，儿子刚刚出生。

二〇一一年的春天，我和七十三岁的徐振田老人视频连线，徐振田谈起父亲，有些哽咽：“我见父亲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那时我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

徐振田对父亲的了解，更多是通过母亲和其他人的讲述。他告诉我，徐智甫原名徐睿，智甫是他的字，一九〇八年五月廿六日，生于河北省蓟县周官屯村（今属天津市），祖辈农民，家境尚算殷实。徐智甫少年时读书优异，在通县师范读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徐智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少年徐智甫热血而激情，十月廿一日，他受学生救国会委托，起草“致张学良将军电”，五六小时后，收到张学良复电，内称“尔等爱国热情，实堪钦佩”。学生们的热情，在冰冷局势前，冻结于凛冽的秋风。

伴随抗日烽火的逐渐蔓延，通县、香河和蓟县在内的冀东地区沦为日军控制的所谓“非武装区”。少年终于蜕变，一九三二年，徐智甫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守护信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徐智甫参与“冀东抗日大暴动”武装斗争，彼时他已患有严重肺结核，但在暴动的日子里，他冒雨工作，不肯休息。

视频里的徐振田挥了下手，说：“我们家既有国仇，还有家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我爷爷徐长荣被伪满洲军骑兵打伤，九月四日去世。父亲工作繁忙，参加不了爷爷的丧礼，对我奶奶说‘父亲出殡不要等我了，眼下正是暴动紧张的时候，不打跑日本鬼子，乡亲们就永远没有好日子过。有国才有家，没有了国哪还有家？’”

冀东抗日大暴动，史称“冀东抗日大起义”，是以冀东抗联为主发动的、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中坚力量的武装斗争，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但因连续遭到日伪军阻击而失利，决定撤到平西整训。

徐智甫时任抗联十六总队的副政治主任，西撤中多次遭袭，他不顾身患肠炎和肺结核的痛苦，成功带领部队抵达平西。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根据中共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萧克在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以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即后来著名的“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任务。

一九四〇年一月五日，昌延联合县政府成立，徐智甫就任中共平北工委委员兼昌延联合县县委书记，对外称抗联主任，他整理行装，来到平北“后七村”。

【二】

平北地区多属山区，环境艰苦，局势险恶，自古即为战略要地，日伪在此部署大量军队固守据点，三个汉奸政权连为一体，在这儿建立抗日根据地，如同在日寇咽喉上插进一把钢刀！

“后七村”是大庄科地区中铁炉、沙塘沟、景而沟、霹破石、里长沟、董家沟、慈母川七个相邻的村庄，因位于明“十三陵”之后，遂称“后七村”，在《昌平州志》诸书中皆有记载，可见其得名之久。

徐智甫进入大庄科，见到了先他一步抵达的县长胡瑛。

胡瑛比徐智甫小三岁，一九一一年生，“老红军”出身，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经历过长征，曾任红军排长、连长、营长，“七七”事变后，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

胡瑛的资料缺乏，有些信息并不确实，比如说他是湖北人，但在见过胡瑛的《挺进报》记者金肈野的耳中，胡瑛与他几位湖南同事的口音相近。平北抗战纪念馆原馆长高德强是大庄科人，当年曾访问过一些大庄科的老人家，有说是江西人。再比如说，胡瑛曾入陕北公学学习，但是查考学员名单，并没有发现他的名字。

可以确定的是，一九四〇年一月五日夜，胡瑛率领干部到达“后七村”，宣告昌延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担任县长。

此前的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间，晋察冀军区和冀热察挺进军曾两次派小部队和地方干部来至平北地区开辟抗根据地，但因多种原因没能坚持下去，史称“两次开辟”。

两次“开辟”虽未成功，却留下了抗日“火种”。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大庄科沙塘沟村的一处小院，诞生了平北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党组织——沙塘沟党小组。沙塘沟村民张福、张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粒火种就此播撒在平北热土上！

一九三九年春，在张福、张朴二人介绍下，沙塘沟村的张瑞、张银、张殿、胡殿鳌，董家沟村的董学达等人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让张福、张朴有了战友，也让党组织进一步壮大。

正因这点“星星之火”，一九四〇年第三次开辟平北时，平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昌延联合县选在了“后七村”的霹破石。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平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从此，古老的延庆和昌平，终于有了人民的政权。

中共昌延县委、县政府的建立，解决的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是抗日根据地的根本问题。有了政权，群众组织就有了归属，长久的抗日战争，就有了赖以支持的坚实基础。

大庄科长期处在日伪统治下，日伪军经常扫荡，村中房屋被烧毁，妇女儿童都躲进深山。胡瑛和八路军到达后，深入各村了解两年来八路军二进二出“后七村”一带后，日伪军对这一地区造成的伤亡和损失，进行安抚、慰问和救济，打消了群众认为“八路军好是好，就是站不住脚”的顾虑，确信“现在八路军真的要在这里扎根了”，决心同八路军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徐智甫和胡瑛都是老党员，二人见面后，发动县委及地方工作人员，以“后七村”为基地，建立区、村政权。干部分四个小组，发动群众，很快建立起中心区（后七村一带）、台自沟区、马场区、泰陵区和隐蔽区（延庆南山根据地及附近地区）五个行政区，直到后来下辖十三个区。

日军在“后七村”周围建有二十余个据点，加上各山头的几十股土匪，根据地的粮食几乎被抢光了，为打开工作局面，必须首先进行武装建设。

胡瑛在霹破石召开县政府干部会时说：“敌人天天扫荡搜山，我们要抗击敌人的进攻，开辟抗日根地，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没有武装斗争，是站不住脚的。”

昌延游击队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展到五六十人的规模，胡瑛兼任大队长，配合主力部队，先消灭了中心区的汉奸土匪，为当地百姓除了大害。接着拔掉盘据中心区周围的一些重要日伪据点，为抗日政权在昌延地区站住脚奠定了基础。

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县委、县政府积极进行政权建设，三四个月时间内，徐智甫和胡瑛几乎走遍了昌延县的各个村庄，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发展党员两百余人，培养了一批当地干部，五十余个村建立了村政权及抗日群众组织，昌延县很快成为平北地区第一块巩固的根据地。

我们今天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经过学习后，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革命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是什么？”

这个题出自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提到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法宝，在昌延地区有着完整的体现。

正是这三个法宝，巩固了昌延地区。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司令部决定逐步向平北地区增派兵力。

一九四〇年五月廿七日，白乙化率十团主力从平西出发，昼夜兼程挺进平北，突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第二天抵达昌延联合县中心区的沙塘沟。五月廿九日早晨，伪满洲军三十五团三千余敌人从四面包围沙塘沟。战斗在沙塘沟的东梁上打响，甫一接火，就打得非常激烈……

【三】

白乙化是平北的传奇，虽然他在平北战斗的时间尚不足九个月，但关于他的故事，广为流传，我幼时还常听老辈人讲述“小白龙”的故事。

白乙化，字野鹤，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一日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石场峪村，自幼聪慧，闻名乡里。一九三〇年秋，十九岁的白乙化考入北平的中国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白乙化投笔从戎，回到家乡辽宁，在新婚妻子怀孕不久，即离家出走，组织“抗日义勇救国军”抗日杀敌，很快由十几人迅速发展到三千人。

白乙化身材高大，足有一米九〇以上，由于素喜爱穿白衣，人称“小白龙”。

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三十二军以援助为名，把“救国军”骗到河北冷口，强行缴械遣散，以免干扰“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局。白乙化只好重返中国大学，继续学业。在这里，他作为中国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参与“一二·九”运动，始终走在游行前列。

“一二·九”运动后，中共地下组织将白乙化等七十余名学运骨干，秘密转移到绥西垦区。白乙化组织了由北平大中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参加的“抗日先锋队”，并担任中共垦区工委书记，后受训于王震的三五九旅，配合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对雁北地区的进攻。

一九三九年初，王震给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写下一封信，特别说：“我这里有二百多名平津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有文化，会做群众工作，为首的叫白乙化……”萧克读后立即回复：“欢迎白乙化率‘抗日先锋队’来平西！”

一九三九年三月，“抗日先锋队”来到平西，与“冀东人民抗日联军”共同组成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后改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原北平学联主席、“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王仲华（董毓华）任团长，白乙化任副团长。不久王仲华病逝，白乙化接任团长。

十团是一支以大、中学生和党员为骨干的部队，有七十二名大学生干部，被称为“知识分子团”，这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相当少见。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开始，十团分两梯次进入平北，十团参谋长才山、政治处主任吴涛率三营及团直一部先期进入密云北部一带。五月廿七日，白乙化率十团主力由平西百花岭出发，经南口与沙河中间地带，越过平绥路，突破层层封锁线，来到沙塘沟。

平北地委书记苏梅赶来和白乙化相会，他说：“沙塘沟是我们的中心区，最近敌人扫荡时，老乡们都躲到大山里，敌人围攻搜山，杀害了四五十人，多数是妇女儿童，只有两个男人；小姑娘遭残杀的更多。我们一个干部的老婆，是北平人，被奸污后又被杀害。另一名妇女被轮奸后不能行动了，被杀害的都用刺刀挑的，非常野蛮残酷。那儿的住房几乎都被烧了。”

“这儿是游击区，又是敌占区，斗争非常尖锐，在延庆川，敌特汉奸活动非常猖狂，在交通要道设卡子，扣截从川里来的老百姓，不准他们给中心区送粮食。我们在川里活动都是秘密的。敌人昼夜查户口，我们只能在群众掩护下工作。”

这番话被金肇野记在日记中，时隔八十年，字里行间，仍然能够感受到开辟工作的艰难。

沙塘沟战斗中，当金肇野来到一户老乡院内，看到聚集着五六十名青壮年，有人腰扎麻绳，手拿腕粗的柳木杆，也有人扛着门板，正聚精会神地听一个人讲话。

身旁的苏梅告诉金肇野，讲话的就是昌延县长胡瑛。

在金肇野的眼中，胡瑛的嘴唇上留有一撮黑胡须，嗓门很高，生怕担架队员听不见，嘱咐大家火线上抢救伤员，要注意安全，不要乱跑，抬下伤员就立即送到急救站，急救站就设在院子里的东厢房。

金肇野的日记里，也出现了“张福和张瑞、张银抬着沉重担架从山头的碧绿丛林里钻了出来”的细节，他们就是平北开辟初期，“后七村”第一批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昌延根据地开辟初期，仅有二十几户人家、不足百口人的沙塘沟村就有十三人参加了游击队或八路军，年龄最小的张成海只有十四岁，其中有九人献出了生命。为确保党组织和八路军生活所需，沙塘沟村民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八路军。一九四〇年十月，日伪军对沙塘沟进行“扫荡”时，村里三百多间房子全部被烧光，村民钻进山沟里搭窝棚居住，但抗日热情毫不动摇。

沙塘沟战斗，日伪军轮番发动冲锋七次，十团战士凭借有利地形，英勇作战，直到太阳落山，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这次战斗，歼敌两百余人，是十团主力进入平北的第一仗。首战告捷，鼓舞了部队，也鼓舞了民心。

战斗结束，三十二岁的徐智甫、同是二十九岁的胡瑛和白乙化，党、政、军三位年轻的“老同志”，在这个时空相会了。

大家在沙塘沟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决定白乙化率十团，甩开日伪军纠缠，按原定计划，连夜东进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而平北游击大队跳过延庆川到达延庆北面海陀山一带，开辟龙赤根据地。

胡瑛听完具体安排，看了看徐智甫，问：“白团长，我们县政府怎么办？”

白乙化稍加思索，说：“你们和赵立业同志一起活动吧。”

赵立业是十团九连连长，就这样，十团九连留在了昌延地区，掩护地方干部开展工作。

【四】

沙塘沟战斗的胜利，引起了日伪军的极大恐慌和不安，再不认为是“小股八路外线游击作战，”而是要在其后方建立根据地。日伪军集中五千兵力，从五月底开始，历时三个多月，对昌延中心区进行“拉网式”大规模扫荡，妄图摧毁这个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他们寻不到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兽性大发，遇房放火，见人开枪，乡亲们流离失所，在深山野岭里辗转逃难。十团主力已转移到密云，昌延地区只剩赵立业率九连少数部队与敌周旋。县区干部白天随部队活动，晚上还要出山筹粮筹款，常因弄不到粮食，不得不以野菜充饥。

长城以外，节气要比北京城里晚二十多天，这个时节，青黄不接，粮食奇缺，有时树叶子都吃不上，医药、蔬菜更缺。昌延联合县中心区的牲口都杀了充饥。鸡、狗、鸭、鹅，凡是会出气的动物都杀光了，连驮机枪的大骡子也被胡瑛杀了，分给伤病员吃。

徐智甫患了疟疾，开始一周发作一次，后来越来越重，以至一天发作数次，但他仍想尽法子去筹粮

据后来昌延联合县委宣传部长王毅回忆，当时他和徐智甫翻过延庆南山山梁去筹粮，快走不需要两小时的路，他们走了四个多小时。

这次筹粮，从马池口和马圈子一共筹到二百斤小米，大家见这里环境好，房东可靠，建议徐智甫留下，养好身体再回去，他执意不肯。

第二天，交通员找到他们，交给徐智甫一封信，一支大枪，二十元伪钞，一包金鸡纳霜药丸，说：“钱是县长给的，药是李区长给你的，每次饭后吃两丸。”

李区长是泰陵村的李茂堂，是昌延一带有名的老中医，会针炙，颇具正义感。在胡瑛的动员下，参加抗日工作，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一区区长。在昌延联合县残酷的斗争中，李茂堂始终积极开展抗日工作，还为群众看病和护理病员，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被捕，壮烈牺牲。

十团这时在密云的开辟阻力也很大，那里毗邻热河、丰宁，是伪满洲军重点布防区。胡瑛接连收到白乙化三封信，让九连与主力汇合作战。前两封信，都被胡瑛压下了，当收到第三封信，胡瑛只得把信交给赵立业，说：“赵连长，前两封信都让我给压了起来，这第三封我不能再压了。”

赵立业说：“昌延地区环境越来越残酷，敌人天天扫荡，我们一走，昌延县政府怎么站住脚，不如胡县长你跟部队一起走吧？”

胡瑛说：“我是一县之长，县长不离县，离开不就失职了吗？我不能走。”

赵立业问：“我们走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有十几个人，都有枪，能够坚持斗争。”胡瑛又说：“请你见到白团长，向他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再派部队来支援我们，我们一定坚持到你们回来。”

这一时期，国内外狼烟滚滚。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五月一日，日军发起“枣宜会战”，中国军队伤亡近六万，毙伤日军万余人，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日军因占领宜昌得以轰炸四川大后方，从五月下旬开始，以大批量飞机对重庆进行地毯式轰炸。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载，在历时一百一十二天的大轰炸期间，日军共出动飞机四千五百五十五架次，投弹两万七千一百零七枚。

这样的失利与欧洲战场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四月，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五月，比利时、卢森堡被德国占领，接着，荷兰总司令宣布投降。六月，德军占领巴黎。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到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战败出局，四年时间里，美国隔岸观火，英、法不断牺牲小国利益，刺激希特勒的新冒险。西方大国企图通过绥靖政策祸水东引，借助法西斯势力消灭社会主义苏联，结果养虎贻患，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重庆遭受反复轰炸之时，日本人开始了与重庆方面进行秘密谈判，代号为“桐工作”。

没有历史证据表明蒋介石想对日投降，但对于中国历史来讲，这是一个危险时刻。在这一刻，历史进程哪怕有一丝闪失，中国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这就是一九四〇年的世界和全国局势，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当正面战场接连溃败，国土大量沦陷，国际社会都在怀疑中国抗战还能坚持多久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在日伪的“模范治安区”建立起属于人民的政权，而昌延县根据地竟会到了怎样困难的境地。

一九四〇年八月廿七日傍晚，胡瑛和通讯员程永忠到黄土梁王金喜家。王金喜的老伴给他们搅玉米疙瘩、拌黄瓜。饭后，天黑下来，胡瑛写了封信，叫王金喜送到徐智甫的驻地小金房子村，请徐智甫来商量工作。

徐智甫很快来到黄土梁，两人围绕组织抗日武装、集中兵力反扫荡、关心群众生活等问题谈得热烈。

早饭后，徐智甫、胡瑛、程永忠三人在屋里睡觉。王金喜在房前牵着拉碌碡的毛驴轧场。不大会儿，来了伪三十五团三营的日伪军，前往西二道河一带“扫荡”。

胡瑛这时出门去厕所，看敌人围上来，抬手打了两枪，转身往西北山垭方向跑去，跑至半山腰，腿被打断。日伪军冲上来，胡瑛举枪击毙了两个伪军。敌人见无法靠近，乱枪齐发，胡瑛霎时倒在血泊中，英勇牺牲。

胡瑛的枪声暗示屋里的徐智甫和程永忠快跑，二人当即往西南方的河道跑去。徐智甫让程永忠去掩护胡瑛突围，结果程永忠也被敌人乱枪射中，倒在胡瑛牺牲地不远处。

徐智甫利用河道的大石头作掩护，向东南方向边打边撤，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当敌人逼近时，徐智甫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决然举枪自殉，壮烈牺牲。

敌人从胡瑛口袋里搜出昌延联合县政府的印章和文件，认定是县长，顿时大喜过望，为了请功，残忍地将胡瑛和徐智甫的头颅割下，送回伪三十五团营部，挂在城门上示众，并将消息上报。

伪满洲国获知消息，大肆宣传，并在九月二十日的伪《盛京时报》第二版上进行报道，题目即为“国军剿灭胡瑛共产匪，治安部赏与千金”，文中说：“共产匪首胡瑛……仍不时出没于国境线，满军××部队探知此项消息后，乃于八月二十八日讨伐之，由三方面攻击予以溃灭大打击，胡瑛及其他匪当场击毙。治安部大臣对此赫赫之战果大为嘉赏，乃受予赏金一千元，以资鼓励云。”

这则敌方的报道，淹没在历史中，直到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延庆党史工作者张进军前往辽宁图书馆，翻阅旧报纸，才寻到这则消息。

历史资料中，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昌延二区的五中队，奉命往南山活动，在延永公路上截了一部汽车，车内有伪满洲军三十五团团长阎冲的儿子，准备去北平读书。指导员根据政策，把阎冲的儿子交到地委。地委将孩子送还，并以八路军的名义写信给阎冲，说明事情经过和八路军的政策。然而，此事处理发生在第二天，阎冲头天还没有接到八路军的信，出于报复心理，命令一个营，突然进攻。

此事若属实，那么徐智甫和胡瑛的牺牲，竟来自一场突发事件。

【五】

徐智甫、胡瑛牺牲六个月后，白乙化壮烈殉国！

十团离开延庆东进，活动在平北抗日根据地东部的丰滦密地区。日军特意从东北调来曾围剿杨靖宇抗日部队的关东军，企图以其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和武器优势，把十团剿灭在燕山腹地。

为消灭十团，日伪调集四千余人开始“大扫荡”。十团只有千余人，白乙化带领主力部队，突出包围，分散敌人注意力，经过大小三十七次战斗，连续取得胜利，粉粹了敌人七十八天的“扫荡”，在丰滦密一带站稳了脚跟。

白乙化乘胜追击，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团在密云冯家峪村南湾子设伏，消灭了自称“常胜部队”的日本铃木大队哲田中队，创造了一次战斗歼敌一个中队的战绩。

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巩固了根据地，更使白乙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一九四一年初，白乙化被任命为平北军分区副司令。赴任之前，他召集十团指挥员，研究新一年的计划。二月四日，正是旧历正月初八，十团收到消息，日伪军警务科长关直雄指挥“道田讨伐队”一百七十多人, 妄图袭击丰滦密游击大队。白乙化马上进行作战部署，三营抢占鹿皮关西南的高山，居高临下堵住敌人，自己带领一营直扑东山梁，指挥攻夺已被敌人占领的西南山梁，尔后将敌迫于白河两岸至鹿皮关一线，聚而歼之。

战斗打得顺利，日伪军没想到钻了“口袋”，乱成一团，最后有五十多名敌人钻进一处长城烽燧里负隅顽抗。

王亢时任十团一营营长，他回忆说：“下午三四点钟时，白乙化试图尽早结束战斗，跃上山顶的一块大青石上，下达命令：‘王亢，冲啊！’”

白乙化喊声未落，一颗从远处烽燧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小白龙”高大的身躯倒下了，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冬尽春来的时节，因拍摄纪录电影《北平以北》，我爬上山顶，驻足在这块大青石上。我默算时间，再过十五天，就是白乙化牺牲整整七十六年！

青石突兀，山风凛冽，远远可以看到对面山腰处的长城烽燧。

据资料记载，敌人有狙击手隐藏在烽燧内，当白乙化站起时，开枪击中了他的太阳穴。然而，当天摄制组数次想要要航拍取景，终因山顶风势过大，没能成功。我眺望远处，烽燧大小如拳，人在其中，不过是个黑点而已。我忍不住思忖，同样的季节，一颗子弹克服风力和距离的因素，准确击中一个人的头部，何其之难？这其中有多少让人心痛的巧合？冥冥之中，对这位英雄何其残忍。

这抑或是种宿命，一九三一年，他在中国大学提出申请退学抗日时，曾说：“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

我想起他这句冷言的回答，不禁打了个寒颤。熔岩仿佛在刹那间凛冽起来，下一刻，一种暴动就要发生。

“小白龙”殉国震动了平西、平北的大地，这位传奇英雄，匆匆长眠在燕山脚下，白河之畔！萧克得知白乙化牺牲后，失声痛哭，指示挺进军政治部发出《告全军同志书》，赞扬白乙化是“优秀的指挥员、民族英雄、无产阶级的先锋，他的牺牲不但是八路军挺进军的损失，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损失”。

一九四四年五月，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在白乙化牺牲处，竖起“民族英雄”纪念碑，并将密云县改名为乙化县，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九五〇年, 白乙化遗骨迁至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重新安葬。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密云县委、县政府在白乙化牺牲地，建立烈士陵园和纪念碑。

白乙化牺牲时，还不到三十岁，直到他牺牲，他也不知道，在他走后，妻子生下一个女儿，他更不知道，后来妻子改嫁，女儿因患白内障，在他牺牲的那年夏天，哭瞎了眼睛。

新中国成立后，密云县整理党史，到白乙化老家搜集烈士材料，母女俩这才知晓，永远失踪的亲人，竟是位大英雄！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年近花甲的女儿白素清第一次来到父亲的牺牲地，她早已看不到父亲的容颜，只能用双手摩挲着白乙化的雕像，重重地将头撞击在石座上，喑哑无言。

距离白乙化纪念碑不远，是十团第二任团长王亢的安息处。王亢是辽宁营口人，善打游击战和伏击战，一九六〇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九九二年，王亢病逝前，嘱咐要将他骨灰埋进白乙化烈士陵园。有人向他解释，那不是公墓，是白乙化烈士的个人陵园，别人埋在那里，没法立碑刻名。王亢说：“我不要碑，不要名，我只要跟白乙化在一起。”在密云县委的安排下，王亢将骨灰葬在了白乙化纪念碑东面的小山坡上，他又回到昔日的老团长、老战友白乙化的麾下，长眠在他的身边。

今日谈到理想，几乎是个奢华的词汇，而在他们这代人身上，理想的魅力，足可以贯穿一生。

【六】

牺牲，没有震慑住平北军民！

徐智甫、胡瑛牺牲后，为恢复昌延根据地的工作，中共平北地委立即决定史克宁代理县委书记，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郝霖调任昌延县长，九月下旬，组成新县委班子，史克宁任县委书记，徐亮任组织部长，王毅任宣传部长。县委为徐智甫和胡瑛开了追悼会，并宣誓：“坚决继承烈士遗志，把日军赶出中国去。”

史克宁根据县委、县政府人员分工，带领县干部靳子川、田梦熊等七人，到马场川、井庄、沈家营、大柏老一带开辟工作，连续召开四期党员训练班，巩固党员队伍。

抗战胜利后，延庆首位县委书记姜国亭就参加过这次训练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九四〇年八月，经区委书记田梦熊和刘敬礼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月参加了县里党员训练班，一周后我就是半脱离生产的小区执行委员了……分片到各村开展工作，发展党员。”

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党的干部进村工作，要先把自己伪装起来，或扮成货郎挑卖杂货，或扮成收购山货等买卖人，在夜幕降临时进村，寻贫户人家住下，夜里和主人闲谈生活琐事，聊得投机，便成为朋友，在全面了解对方情况前，绝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在接近的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就有针对性地找这些人谈话、了解情况，说些穷人为什么穷、抗战胜利后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等话题。在对敌斗争中，表现顽强、工作突出的人才能入党。入党时反复强调一定要保守秘密，在对敌斗争中，不妥协、不动摇，叛变可耻，为党为国牺牲光荣。

在县、区、村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昌延联合县各村武委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很快建立起来，这道防线，不仅构成阻挠敌人进攻根据地的阵线，更成为打击敌人的前沿地带。

按照县委要求，各村凡达到三名以上党员的，都要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到一九四一年十月底，昌延根据地共建立党支部五十九个，全县党员队伍扩大到八百多人。

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这些干部有时几天吃不到粮食，只能以野果、草叶充饥。他们不敢在老乡家炕头上睡觉，山林洞穴，是经常住宿的地方，即使睡在老乡家里，也夜不脱衣，时时警醒，有时一夜之间要转移好几个地方，身上衣服由于长年得不到洗换，虱虮成堆，大家风趣地把它叫做“革命虫”。

姜国亭是延庆北张庄人，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当时十九岁，已经担任六区区委书记，他曾回忆：“为了防止敌人半夜包围我们，天亮前进村搜捕，就在靠山边的山沟里睡。有时在石洞里睡觉。到了平川就在地埂旁掏洞睡觉。夏秋季大部分时间是在高粱玉米地里睡，衣服总是湿漉漉的。”

这些年轻人，每行动一步都冒着生命危险，一旦泄露行踪，就会遭逢不测。在根据地开辟的日子里，很多干部献出年轻的生命。

一九四〇年秋，昌延联合县一区区委书记李熔旭，去十三陵开辟工作，被敌包围，中弹牺牲。

一九四一年春，昌延十四区区长徐达天、工作人员甄山水，在半壁店遭敌袭击，战至弹尽，突围时壮烈牺牲。

一九四一年秋后，昌延联合县三区区委书记常嗣先，在泰陵园村被泰陵伪警备队包围袭击，他英勇抵抗，身负重伤，烧掉文件后壮烈牺牲。

一九四一年十月，昌延联合县八区党委组织委员阎志光，在簸箕营被伪军逮捕，严刑拷打，英勇不屈，被敌杀害后，割下头悬挂在延庆南城门上，威吓抗日军民。

一九四一年冬，昌延联合县县委宣传部长王毅，因叛徒告密，在怀柔县黄坎村被伪满洲军抓捕。

一九四一年，昌延联合县九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吴永顺，在开辟潭峪沟一带工作时，因告密被捕，旋即被害。侦察员傅福清在西台子二道河被敌人杀害，头被铡刀铡下来，送到怀柔琉璃庙伪警察所用以请功。

十团作为最早进入平北的部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我们的老十团”。十团满编为一千三百八十人，在抗战中先后牺牲了一千两百人。除王亢、吴涛等人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其他两百多名大中学生干部，把鲜血洒在了京津冀的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十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火箭炮部队二〇一团。在一九六四年大练兵中，全团受到陈毅元帅的接见。该团训练严格，成绩优异，直到今天，一直是我军列装最先进火箭炮的首选团队。

二〇〇八年下半年，二〇一团被确定为国庆受阅部队，团政治处主任在赴京参加会议间隙，专程来到白乙化烈士塑像前，向老团长报告。二〇〇九年十月四日，受阅官兵们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后，风尘仆仆地来到密云。官兵们抬着亲手扎制的花篮，在老团长的塑像前肃立默哀，高唱《炮兵二〇一团团歌》。嘹亮的军歌仿佛又把人们带回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带回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

形势纵然残酷，根据地的发展却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在平北扎下了根！到一九四一年，平北军民进行了大小战斗共四百一十四次，攻克大小敌伪据点十三处，毙、伤、俘日伪军二千五百多人。

徐智甫、白乙化，还有十团的教导员王波、政治部主任朱其文、副主任吴涛、参谋长才山、一营营长王亢，他们大部分家境优越，吴涛上大学时，家里每年提供八百块大洋作为生活费，而在民族危难之际，这些青年义无反顾，在抗日战场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热血！

吴白雪是吴涛的女儿，她曾经问父亲，为什么要选择留在扫荡最激烈的冀热察根据地，“父亲告诉我，他是党员，是年轻人，就要在最前线狠狠打鬼子！”

二〇〇八年，我因撰写延庆博物馆近现代史大纲，在前辈张进军先生指导下，系统梳理延庆革命史，曾看过一份不完整的昌延根据地开辟初期的牺牲名单，在这份不足三十人的名单中，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三岁，中学以上学历占到了七成以上！

而今，张先生已仙逝多年，可我每次面对散落的文件和口述资料，依旧像是生命初始里那份舍不得忘却的记忆。我以为自己可以用纯净的文字，呼唤真诚、青春、热血，可是面对他们的无悔坚持，面对他们拼尽全力渴望爱过的时代，我依然感到惭愧，笔下显得苦涩而艰难。

我能感觉到，他们和我们今天的青年一样，对危险充满畏惧，躲过牺牲，大呼庆幸。姜国亭就曾说：“我当区委书记时，过几个月就要到县里开会，每次都会少一些旧面孔，添一些新面孔。同志们见了面，最高兴最亲切的就是互相一拍肩膀说‘唉，你这个家伙还没死呢！’”

这些青年，选择了把苦难的祖国背在自己的身上，去面对侵略者的刺刀枪炮，选择了牺牲之路。

这，才是担当啊！

在这个二〇二一年的春天，我和徐振田聊了大概九十分钟，老人耳背，声音很大，我怕他太过辛苦，数次想结束谈话，但他执着要把父亲的故事讲完。

徐振田说：“父亲死得悲壮，死得大义凛然！”

徐振田清楚，父亲的大义凛然，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来自于不变的革命信仰。

知识分子在彼时的中国何等珍贵，他们若是选择个人家业和事业，肯定前途无量，但是选择了民族解放，每分钟都可能血洒疆场，用生命诠释托尔斯泰所言：“英雄主义是在于为信仰和真理而牺牲自己。”

我曾无数次反问自己，为何执着于平北抗战的历史书写？我不想奢谈大义，我只知道我受惠于他们带来的和平，我们今日点点滴滴的拥有，都是从曾经的鲜血中生长起来的。

十数年间，我走过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大大小小的遗址，搜集了大量口述实录和图片资料，主编了四十六万字的平北抗战史话《烽火海陀》《妫川儿女英雄谱——延庆红色故事》；写作了四十万字的故事《平北烽烟图》，并录制为评书；撰写了二十四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岳》……不知多少个夜里，我彻夜难安，我想把这些青年的理想和牺牲，告诉更多的人，我想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比生命更宝贵的，是尊严。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国家的尊严，不容践踏！

在国内外抗战形势危殆之时，中国共产党是最不妥协且拥有最顽强意志的政党。有这样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饿着肚子，在平北的沃土上，用最坚定的行动，让世人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的人心不死！

我还想告诉世人，今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其地区的连接纽带，就是昔日的平北！举世瞩目的二〇二二年冬奥会举办地海陀山和崇礼，就是昔日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

徐振田说：“父亲最后一次离家时，对母亲和家人们说，不用争置房产，将来的中国会是个强国，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牲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徐智甫的信念依然坚定如磐。

继承遗志，也是徐振田一生努力的事，他大二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夙夜在公。徐振田也把信念传给下一代人，他十五岁的孙女徐卓娅说，她已经入了团，以后还要入党，继承太爷爷的遗志，她写了首诗：“硝烟虽去，日月犹记；我辈后人，永世之忆……”在八月廿八日太爷爷牺牲的日子，朗诵这首诗给他听。

我的眼睛有些模糊，这一刻，我依稀看到，在平北，无数青年在他们的花季岁月，冒着硝烟，义无反顾地走到抗战的最前沿，只留给后人斑驳的背影。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还有什么比生死抉择更大的考验？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够视死如归？归根到底在于对理想的执着，对信仰不变的坚定。

背影重叠，与子偕行，正如平北大地上屹立千万年的燕山山脉，巍峨且壮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