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了“西藏蓝”？ 

2021年春节，为了赶一部建党100周年的书稿，“大年三十”家人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我就把老老少少地都轰走，一个人躲疫情一样地“自我隔离”起来，直到正月十二单位恢复了因“新冠”终止了一年的例会，我不得不去，此外，就没有让自己外出过一天，女儿一家去京郊两日游的“农家乐”我也扫了大家的兴，没有去。

不过女婿到了地方发来了一组照片，说：“妈，馋馋您，我们到延庆了，这里的空气太好啦，天很蓝，这趟您没有来真是可惜，不过我不多说了，您自己看照片吧……”

我知道孩子们“扰”我，是为了怕妈一个人在家里写作，打开电脑一坐就是半天，想让我站起来走一走，看看照片，也能休息一会儿。

我就暂时地离开了电脑，举着手机在屋里转，边看边转，便转边看——嘿，你还别说，延庆的天，还真是蓝得可以——饱满、坦荡，女婿说都有点像西藏蓝了，也并不过分。

说起西藏，我更后悔没跟着孩子们一块去享受享受假日，大口大口地呼吸一下难得甘美的空气——29年前，这种“大口大口的甘美”我是随着中国作协的一个少数民族代表团赴西藏采风时享受过。那个团我们是从北京先飞到青海，然后在西宁的一家部队医院里做完了体检，就坐上吉车普，沿青藏公路入臧。当时的“青藏铁路”还没有修，“坐火车”进藏还是一个梦。不过，天之蓝我是从来也没有见过的，那种纯净、浓郁，同时又稀有且真实的，如康巴汉子的健康与帅气——让我美美地享受了40天。

回到北京，我是说从拉萨刚刚降落到北京的首都机场，还没下飞机，我的心就被堵得难受。“西藏蓝”被北京的“灰蒙蒙”给替换，加上醉氧，头都是大的。到了家就跟先生吵架，没什么大事，就是心里不爽。先生说“难不成你根本就不想回来？”我立刻顶了一句：“对，要是可能，我立刻买飞机票回拉萨！”

北京怎么能跟西藏比呢？

我知道我自讨没趣。

两个地方，地理条件、气候环境都不同，非要比，那是拿我这张蒙古族女人的脸去撞维吾尔族姑娘的高鼻梁、深眼窝，错不在脸，是比的愚蠢。

但时光移到了2021年，北京郊区的延庆，真的是有了些许“西藏蓝”？至少很像西藏？

女婿发来的“实证”，有照片有影像，山的是清凌凌的亮灰，天就是蓝到浓烈并纤尘不染。我不由得走近了自家的窗户，弯腰抬头地想看看北京的市区：“诶，你还别说，北京市区的天，今儿，也漂亮啊，天空也是蓝蓝地给出了少有的清纯，尽管这和延庆比，指定还是淡，但那也不错了，已经是——很够意思了！”

记得2004年，我刚从北京央视总部外派到香港亚太总部（开始是香港记者站）做首席出镜记者，那时北京的天还让人有种“想逃离”的感觉——若是下雨，天灰灰地你就给不出埋怨的理由，但是不下雨了，天气预报报的明明还是“晴天”，可那天，锅底一样，太阳被晕在厚厚的雾霾里，总是想争辩——自己其实并不是那样的乌涂。

从什么时候开始？

北京的大气变得越来越不清爽？

别说不能跟西藏比，就是香港，也比不得！

20年前我初到香港的时候，天也是蓝蓝的，无论刮风下雨，春夏秋冬，海风一吹，仿佛每天什么脏东西都能给吹走。尤其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你抬头看，天空蓝；身旁看，海水蓝，坐着“天星小轮”（一种渡海的摆渡船，依然保留着一百多年来的老样子）横渡港岛与九龙，或就在在岸边碰巧闲暇走走，那满目的洁净辽阔——也让人很受用。

不过自小咱是北京人，子不嫌母丑。嫌也没用。尽管自己关起门来也经常会吐槽“这是怎么啦？北京的空气质量为什么会突然就变得这么差？一点都不宜居了？”但听到别人埋汰，还是不愿意听、心里不舒服。

驻港的时间长了，我知道香港除了铜锣湾、海港城、西贡、大屿山、迪斯尼，此外还有更多“好玩”的去处，比如郊野公园，长岛、愉景湾、赤柱，以及包围着香港的200多个厘岛……我和先生就经常带着朋友，当然都是一些内地来的朋友，去那些大部分内地人很少会知道、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的“美妙”之地。

只是所有的“美妙”，都离不开天。

香港的天偏偏“好蓝、好透”，这就一边玩着，朋友们一边总会不住嘴地赞美——原来香港的空气也这么好——嫉妒羡慕恨吧！

不过，曾经的北京，难道就没有蓝天？不。

远的不说，就说一个半世纪前，那时的皇帝出行，黄土垫道、净水泼街，即便是皇帝不离开紫禁城，老百姓的日子也是每天都在蓝天白云之下游走，嗮太阳、遛弯儿、逛街、叫卖，赶着骆驼送水，提着鸟笼溜达，大口喘气，悠哉悠哉……

事实上，3000多年前，先是周武王灭了商，封帝尧的后代于蓟，所以北京最早的名字是叫“蓟城”；到了辽，辽代之都就在今天的内蒙古，北京是其在南部的一个陪都，便称“南京”或 “燕京”；而到了金，金朝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于此，称为中都，就是“国家首都”的开始；接下来的历史，现代人就已经很清楚了：元、明、清，不同的朝代对北京有着不同的称谓，北平啊、北京。

那么1421年，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选择定都北京？他究竟看中了这块地方的什么风水？有一年，我在采访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的时候，听副馆长胡大欣先生讲解：朱棣当年看中的是北京的这几样好东西——“一山、二水、三路、一平原”。

“一山”，好理解，指的是太行山，太行山是昆仑山的支脉，昆仑又被古人认定为龙脉，所以定都，要先找龙脉。

“二水”，分别是指被喻为北京“母亲河”的永定河和潮白河。永定河河水经常泛滥、飞沙走石，冲击造就了北京城；而潮白河的河水则水量充足、四季温和，养育着北京，默默地奉献。

“三路”，是指北京以京城为中心，分别向正北、东北、正东放射出去了三条道路，这三条路今天仍然被我们沿用，一条是出南口，可达内蒙古高原；一条是出古北口，可达东北；另外的第三条是直接往东，可到辽宁……

最后“一平原”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北京这块占地6000多平方公里的一片平地，是帝王之域，有博大的胸怀。

胡大欣告诉我：古老的北京城，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850年的建都史，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可圈可点。当年马可波罗都给过“点赞”。它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背靠太行、整个城市被大山揽在心窝，好像“椅子座”。南面，特别是西南，也是沿太行山麓一脉发展起来的诸多城市，包括河北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等，这些城市的工业化生产如果会带来空气的污染，那么要是赶上东南风，混合了PM2.5的空气也会自然不断地飘向北京，遇到身后的大山被阻，坏空气就没有地方飘了，也会滞留下来，所以北京的空气如果恶化，也不是没有基础的条件。

回头再说香港：记得最刺激我的是2010年，我和先生又带朋友去郊野公园——香港的阳明山庄，那是离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宿舍——港岛“跑马地”开车只需要15分钟就能到达的一处休闲之地。说是公园，“阳明山”并没有大门，不收门票，也少有游乐设施。有的就是自然的山水树木。人们来到这里，一是为了“行山”（发Hang音、二声），二是为了烧烤。港府为了市民着想，在很多郊野公园里都配备了野餐用的烧烤炉和长条的石桌、石凳，游人只要带上生碳，事先在家里腌好了食材，或干脆就到附近的大超市里买，交上100块钱的押金，就可以推走一辆车，绕着修得很好的山路，走够了，出透了汗，然后择一处心仪的烧烤场，停下来展开桌布。

我们那天就是定好了地方，大家集体动手，有人往外掏食物、装盘、拿餐巾纸、摆一次性的碗筷，有人就在一旁的炉灶点火、支篦子、穿肉、烧烤，边说边笑，喝着啤酒饮料，大快朵颐。

就这一次，一位朋友吃着喝着，酒意有了七八分，慢慢地就不说话了，脸透过树隙望向天空，眼里还噙了一些泪。我说“呦，这是怎么了？大家都挺高兴的……”她说“啊，没什么，我在看天。好久好久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蓝’了。”

众人不解，一个蓝天，竟能让这位北京姑娘如此感慨，还至于“满含热泪”？

不对。

我站起来拉着姑娘走到了离火场十几米远的山坡，悄悄地问。

她说她想离开北京，正犹豫着。说着，就突然抱住了我，说：“姐，你和我姐夫就留在香港吧，咱北京现在的生活，可艰难了，路堵、房贵，此外还有环境，头顶几乎没有蓝天，雾霾，也就是PM2.5，很重很重的——过去我说自己是北京人，还挺自豪的，可现在……”

“啊？pm2.5？”那是头一回，我第一次听到有这个东西。

后来认真地一查，懂得了“pm2.5”就是指一种非常非常微小的颗粒，人的肉眼看不到，却可以把这种颗粒，带着毒素，呼吸到肺里，影响健康，还致癌。

难不成就是它，遮蔽了北京的蓝天？混沌了北京的空气？让外地人甚至对北京秋高气爽，满山红叶的秋景也大打了折扣？

2014年，我没有留在香港，思前想后地还是跟着老公要照顾他健在的父母，以及孩子们也要在北京发展，回到了北京。

我知道我的“回”是必须的，但是不大情愿。只是人活着，总不能只为了自己。

果然，回到北京，每天的清晨，我经常听先生大喊一声“诶，别开窗，今天的pm2.5又超标了！”要么就“快关上窗户！这样的天，开窗，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

我不愿意抬头，不愿意戴口罩，因为“抬头”也看不到蓝，“口罩”戴着就憋，哪里还敢拿什么北京的天和香港比、西藏比？

重回CCTV总部的第二年，我受命为我的娘家栏目《新闻调查》做一期“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电视专题，我对领导说：“好，这期节目我愿意做。我得亲眼看一看咱北京的情况，人口、环境、住房、交通，资源，到底都处于啥样的地步？那个人人谈起都很泄气的‘pm2.5’究竟有多厉害、是怎么来的……”

跟着，紧张的采访开始了，我们摄制组先后来到了北京市发改委、市交通委、北京市环保局、水务局、交管局、发展研究院、规划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所到之处，所见所闻，都让我这个“老北京”大出意外，而且感到汗颜。

为什么会“汗颜”？

我对北京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

北京作为一座古城，它承载着数百年的沧桑，近百年的发展，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原因的，一句话：成就斐然，不堪重负。北京人是委屈的，北京这座老城：空气、绿地、河流、地下水，也是“委屈”的……

一堆的问题，如果只说空气污染，我在环保局的大气处询问了一位美女处长，她说：“pm2.5浓度，2016年已经比2013年下降了19%”，我很礼貌地打断：“处长，成就咱就不说了，您看老百姓天天盼着蓝天，但一会儿黄色预警、一会儿橙色预警、一会儿又是红色……我们的节目想具体地探讨一下成因，还有政府是如何治理的。”

美女处长表示认同，说好，“2016年年底，北京pm2.5的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73微克，的确是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的一倍多；那如果说“优良天数”，全年占54%，也就是还有一少半的时间是‘欠优良’。”

我很感谢这位处长，她坦诚、务实，尤其采访过后，她还专门带着我们摄制组拍摄了“遥感监测技术实验室”以及位于他们环保局大楼楼顶的“空气监测”装置。那个装置，在北京有8处，分别从不同的地方进行采样，然后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样品、对北京的大气污染情况，比如颗粒物、沙尘、秸秆焚烧，还有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等等之类的污染气体进行分析，为的就是识别精细污染源，提供清单，最终为环境监管提供目标和靶子。

那么我的核心问题又来了，北京的大气污染，罪魁祸首是谁？如果是pm2.5，那它究竟是从何而来？

其实为了搞清楚一些“学术的问题”，我们摄制组主创人员早在做节目之前就曾拜访过清华大学的环境学院，请专家给我们普及常识。贺克斌院长就很权威地解释：“PM2.5，就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其化学成分主要包括有机碳（OC）、元素碳（EC）、硝酸盐、硫酸盐、铵盐、钠盐（Na?）等等。如果PM2.5较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那么，它的含量浓度越高，空气的污染也就越严重。而且这种微小的颗粒假使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相比，它粒径小、面积大、活性强、还很易于附带有毒、有害的物质如重金属、微生物，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就损坏更大。”

在环保局大气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当我和美女处长接着往下讨论PM2.5的成因时，她打开了一幅电脑PPT，指着一张放大到投影屏幕上的“饼图”告诉我：“您看吧，您先好好地看一看这张图——”

这张图？

从图上，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北京空气中的PM2.5的“贡献率”（这是学术语言，其实就是“来源”），其中“机动车排放”占去了31.1%，是大头；燃煤占了22.4%；工业生产占比18.1%；扬尘占比14.3%；另外还有一项就是“其他”，只占去了14.1%。

也就是说：“机动车的尾气排放”——构成了北京PM2.5的主要成因？

这个概念一入脑，说老实话，我真的不信——怎么会呢？

尽管2004到2014，我有十年的时间不在北京，但我的家在这、根儿在这，我还是知道我们的北京，从2009年就开始机动车“限号”了，跟着两年，又开始“限购”，老百姓对此还认为“很不方便”、“很不公平”——哦，前面的人随便买、随便开；后面的，就得摇号？

但即使是这样的委屈，“汽车尾气”对PM2.5的“贡献值”还是最大的？

但事实就是事实。

柴油车的排放，车屁股突突突地冒着黑烟，是污染大户，可以理解，但小汽车呢？也有责任？

小汽车的排放颗粒更细，更容易与气体当中的氮氧化物、碳氢、VOC形成硝酸盐和有机物，这些东西一旦排到空气中，更会“复合生成”，与大卡车的“直接排放”也构成着两种殊途同归的不同污染方式。

哦，真是不了解不知道，知道了吓一跳。

北京开始重视，不重视就没有限号和限购。

2014年2月26日，这一天，从老百姓“过日子”的角度上看或许是太平常、太短促，一闪身、一瞬间；但对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却要动大手术，是里程碑：城市结构、功能转变，尤其是对因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等带来的北京“大城市病”，政府要加大治理，手段非同凡响。

这一天，国家最高统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经过全面细致的调研分析，他给北京留下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原版我没有看过，但其精神和纲领在随后的采访中，我是不止一次地听说、领会。

习总书记说：北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城市的建设不能像踩西瓜皮，滑到哪儿是哪儿。”——这是他的原话。北京已经患上了的“大城市病”，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不但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健康，也直接影响到了祖国的形象。”

如何造成了“大城市病”？

总书记一针见血：“实际上我们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功能过多，过犹不及。”

“功能过多，过犹不及”？

这就是北京的“病根”？

同时也是未来治理的的减压方向？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还要介绍北京如何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跟“雾霾”、跟PM2.5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关联极大。

根据采访日程，这一天，我们来到了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见到了院长郭继孚。郭院长说到“北京大城市病”，首先也是给我看了一幅PPT，他说这幅PPT就是“证据”，或者说是会说话的“现实证人”。

图上有北京市人口快速增长的记录；也有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长的记录。

先说北京市的“人口增长”：2009年全市常住人口已经发展到不堪重负的1860万，到了2010年，又增加到了多少？1961.9万人，您看——整整多出了100万！

再看“机动车的增长”：2009年北京市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了车路矛盾要激化了的401.9万辆，那到2010年呢？您再看——480.9万辆，一年之间猛增了80万辆！

人口陡增100万！

机动车猛增80万！

这两个数字，都是一年里的增量？

我立刻想到：人多了不仅仅要住房、要吃饭、要工作、要上学、要看病，还要出行，而越多的汽车出现在马路上，PM2.5的污染不就会越发地厉害？

尽管专家们都说北京的空气污染结论是“多因一果”，但北京要变，要启动大思路、大战略，不管周边城市如何会对你的大气质量带来过影响，但你一年人口激增100万？机动车激增80万？这怎么收拾？

郭院长具体地问我：“您知道80万辆车是个什么概念吗？”

我一时语塞。

他说：“一辆车加保险杠，就算5米长（有的还不止五米呢），乘以80万辆，要占地有多长？400公里啊！您想想，这400公里，首尾相连的车队，一年之内开进北京，开不动就怠速地排放，还不要说没地方停，我们北京的城市都变成了停车场，又经得住每年80万辆地增长几年？！

那天回到家，我忍不住跟家里人说，这下我可算都明白了，为什么2011年北京要开始房屋限购，车辆限购？之前2009年还已经开始了车辆限行？不限不行了。不限，谁都没法活、没法上街、没法喘气。

而下决心要治理的第二年，再看电脑PPT的分析图：2011年北京市的人口、车辆，图形立刻就出现了“大跳水”，这是“双限”的结果。当然“跳水”之前已经摊大了的“量”如何处理？慢慢地消化吗？不，北京市决心治理的方案是立体的，旗帜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此相关联的霹雳手段，大刀阔斧，史无前例！

    2017年2月5日，市长蔡奇在中央媒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的专题座谈会上，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出7个“就是”：（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调结构、转方式，（就是）“腾笼换鸟”，（就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就是）改善人居环境，（就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的突出矛盾，（就是）更好地履行作为国家首都的职责……”

我数了数，还真是又7个“就是”，这7个“就是”包含了连北京市政府都要转移，要转到北京京东的通州区（过去是县），也包括：2017年4月1日，新华社和我们央视的新闻，突然都播出了这样的一条“重大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连北京市政府都要搬离市区了！

连中央相关机构都可以离开北京了！

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北京不能做出？

2017年：北京市东城区疏解了商品交易市场商户1283户，完成了“百荣世贸商城”向购物中心的转型，协助“天坛医院”整体搬迁，使“簋街”被打造成国际知名的“餐饮特色街”“五一”已向市民全新亮相！

西城区呢？西城区2017年不仅完成“动批”9栋大楼、12个市场的全部市场疏解，涉及商户人口几十万，还启动了安徽会馆、浏阳会馆（谭嗣同故居）等12处文物单位的征收腾退，实现了同样规模宏大的“天意”市场的闭市，并在年底之前基本完成了“官园”、“万通”等大型小商品市场的疏解……

近三年：北京市已累计退出一般性“制造业企业”1341家，调整疏解了“商品交易市场”350家。三年后，人们还将逐渐看到：很多工厂没有了，很多身边的综合市场、农贸市场取消了，很多的医院、大学，转移了……一切都仿佛在悄悄地进行。

茶余饭后北京人开始议论“APEC蓝”、“奥运蓝”、“国际会议蓝”，突然有一天人们觉得，诶，咱北京的蓝天，只要什么时候人想要，它就可以随时重新被“叫回”，这可是神了！

是吗？好像还真是这样！

曾经，北京德云社的年轻相声演员岳云鹏把一首中国人普遍都熟悉的《牡丹之歌》，改换了歌词，旋律还一样：一时京城老少,人人调侃传唱：

啊--五环
你比四环多一环
啊--五环
你比六环少一环
终于有一天
你会修到七环
修到七环怎么办
你比五环多两环

……

哈哈，最先听到我女儿有一阵子整天不停地大声瞎唱，我听着烦，无聊中又觉得可笑。但静下心来一想，忍不住承认这首歌简直就是把北京人的怨怒和绵绵无尽的无奈给吼了出来！

在北京采访城市规划研究院的石晓东副院长的时候，被他告知：每个城市的规模和建设其实都有底线，或者说“红线”。

我问：那“生态”也应该有“红线”了？

石院长说：“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个城市不能都是建筑，它要和自然、和人的生活相匹配、相和谐。我们的城市从高空向下俯视：绿色的部分应该有山水林田，森林，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风景名胜，花草树木，那是市民生存的一个基本的绿色空间。但是如果这样的‘绿色’少了，我们的人均生存环境就会质量下滑，所以这条‘生态的红线’是必须要坚守的。”

石教授坚决否定了过去一度出现过的“城市摊大饼”，七环、八环、无限制地发展——“那是碰了我们生态的红线。”

终于，2019年3月9日，肯尼亚，联合国环境署在这里召开了“科学-政策-商业”的论坛，会上一份《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的评估报告被发布，主要内容为：“在2013年至2017年短短的五年内，中国首都——北京的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已经下降了约35.6%，京津冀地区的PM2.5浓度下降了39.6%。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做到了这一点。”联合国环境署代理执行主任乔伊斯·姆苏亚充分肯定了北京改善空气质量的显著成果，而且指出：“这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资源和政治意愿的结果。了解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故事’对任何一个想要实现类似成就的国家、地区或城市，都会有所帮助。可以说，北京的治理经验在很多情境下，都能适用。”

看到这条消息，我立刻下载，因为真没想到，我们北京在治理“大气环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往长里说20年，往短里说5年，这个城市竟为全球，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原以为自己是陷入在“水深火热”中呢，但转眼之间“北京经验”已经走向了世界？一种久违了的自豪，让我想喊，但我没有喊，而是一个人躲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幸福地舒了一口气。真的，我真想立刻找曾经在香港阳明山庄抱着我哭诉的我的那个朋友，告诉她北京这些年来的变化，不仔细观察我们还都不觉得，但仔细地一看,“雾霾”真的少了，抬头见“蓝”的时候也慢慢地多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在改善，真的在改善……只可惜，这位朋友已经移民加拿大，我问她“为什么要选择那么远的北美？”她说：“姐，树多，我跑到这里，就为了人少、树多……”

2020年10月中旬，北京已经是秋天最好的季节，我来到南方，在长三角地区最富足的苏浙一带做前前期的调研采访。

连续多少天，头顶的天空就都是满目铅灰。

一片片水田尽管丰收在即，但翻滚的稻浪因为缺少了蓝天的呼应，也无奈地被剥夺了金黄的成色。

身边有接待的人说：“唉，这些年，长三角、甚至珠三角，反正很多很多的地方雾霾，其实比你们北京已经厉害得多了。”

“是吗？”我侧过头，头一次听人夸奖我的北京。

口说无凭，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

接下来我看了很多报道，也做了一些采访：首先，2013年，北京是从这一年开始，启动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新时代——这一年，北京市发布了《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在原有已经“双限”和“限号出行”的基础上，又通过煤改电、煤改气、清煤降氮等一系列措施，用了五年的时间，已经使北京的燃煤总量从2300万吨下降到600万吨，小型燃煤锅炉基本淘汰，污染“大户”的“黄标车”已经被硬性地执法全部禁行，此间还累计淘汰了老旧机动车约170万辆，“国三”柴油货车4.7万辆，过去那种市民常见的各个进京路口，每天都有外埠进京的大货车排着长队，日均流量高达3万至5万辆的情形，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开着私家小轿车，跟在大卡车的屁股后面，不断被滚滚黑烟呛得怨声载道的遭遇——再也不会遇上……

    一切，真的都在慢慢地进行。

当然，客观地讲，人们有理由这样思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首善之区，当然国家要下大力气来治理。但是，“大气污染”是区域性的问题，空气到处飘，至少京津冀，大家是“同一片天空下”，不可能不“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北京不能单打独斗，这是必然。

事实上为了加强区域合作，2013年9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正式成立，自打那以后，北京的“蓝天保卫战”就不仅得到了友军的大力支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2 26”个城市，也都因为“大气污染治理”而重新开始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使自己的日子尽快变得清洁、绿色，也使大家的“环境优良”指数大幅度提升。

还记得2017年我在北京环保局大气处采访的时候美女处长告诉我“2016年，北京的PM2.5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那时这个指数还超过了国家标准的一倍多；而两年以后的2018年，北京的年均PM2.5就已经下降到了51微克/立方米；再过两年，2020年，又下降到了38微克/立方米，这个成绩不仅超额完成国家了“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任务，而且密云、怀柔、延庆、门头沟、平谷、昌平、房山、顺义等等8个京郊区域的空气质量还率先实现了达标（35微克/立方米以下），这一大片蓝，占全市市域面积的近80%。

   多么喜人的结果啊——2020年北京城6区的人口已经在2014年的基础上减掉了15%，这15%以2017年的1276.3万人来做计算，就是大数200万。

为了拿下北京的“蓝天保卫战”，京津冀三地累计共压减的燃煤消费多达4030万吨。有关部门已经编制完成了京津冀交通、生态、产业、科技、土地、农业、水利、能源、城乡、教育、医疗卫生、商贸物流等12个专项规划，“三省市”共谋发展要实现的是“一张图”、建设“一盘棋”、发展“一体化”。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好，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国家一声号令，千军万马便要齐上阵，这当中自然也包括局部要服从国家，个体要服从整体所做出来的种种牺牲。

 曾经，说起北京的大气“污染原因”，业内人士有一句话叫做“核心内因是排放，重要外因是气象”；而谈到“治理的成功”，也有一种说法叫：“人努力、天帮忙”。但是多少年来北京人曾经戏谑过：“北京的雾霾，靠谁治？靠风！”这句话偶尔还会显示它的严酷，比如2021年3月末的“沙尘暴”，北京人几乎要忘记了它曾经是“我们的常客”，但不知为何又“卷土重来”？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极端的天气”已经越来越少——“人为干预，与天奋斗”，已经是人们建立起来了的理念，不会放弃。而常年的努力人们更理解到：“与天奋斗”，其实更多的情况下是在“与我们自己斗”——与那些我们曾经有的“不节制”、“不明智”、“不下狠心”——在斗。

回到2021年春节，女儿、女婿带着老人孩子在延庆享受假日、享受蓝天，他们说延庆是京郊，天气本来就比城区要好，但是孩子们有所不知：2017年，之前，延庆的重型大货车其实特别多，每天大约有7800多辆，其中6000辆都是运煤的。这些车尽管都绕着北京六环走，最终目的地是要去天津的港口，但对北京的污染，首先是对自己的污染，哪里会小？

2017年1月9日，京津冀协调小组召开第八次会议，会上决定：“天津港不再接受公路运输煤炭，改成铁路运输”，此一项大气污染的防治措施一公布，当年4月，“天津港公路运输煤炭的历史就告终止”，当年10月，延庆环保局就传来捷报：“每天过境的重型大货车立刻减少了3000多辆，相比原来，那不是少，是整整少了一半以上。”

因此北京打赢了“蓝天保卫战”，是北京和周边众多城市大家一起来减排、减产、错峰生产，尤其是国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为企业、事业单位，为老百姓“煤转电”、“煤转汽”，持续推进，久久为功换来的。

“每个人都了不起！”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新年贺词当中说的那句让14亿中国人都热血沸腾的家常话。不仅PM2.5在北京有监测数据5年里年平均浓度下降了35.6%；其他的空气污染指标如SO2、NO2、PM10也都分别下降了93.3%、37.8%和55.3%，其中SO2、CO等污染物更已经稳定达到了现行的国家标准……

等着我吧，延庆，来年的春节，我也一定要去欣赏你的“北京蓝”，尽管今年，我推开窗户，市区的天空也已经是“很够意思”，但我们的生活还会更好，环境还会更持续地得到改善——举个例子：近些年，媒体不再报道南方的酸雨了，为什么？2015年，中国已经把“酸雨”这个“病”基本上给治好了。

那么“酸雨”能治，“雾霾”为什么不能？

中国人会让“蓝天”在北京“常驻”，也一定会让全国的天空，一片又一片——重现青春的生机，靓丽，纯净，恬淡，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