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北京文艺论坛”专栏丨胡正荣、李涵舒：机制与重构——跨文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叙事  

机制与重构——跨文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叙事

文/胡正荣 李涵舒

　　自远距离通信技术广泛应用以来，国际传播舆论场中媒介技术与时空的融合愈益加快，麦克卢汉的媒介信息论仍回荡于当前传媒界，并焕发出全新的媒介学意义：媒介对人类与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可依凭于现时的资讯媒介。该观点对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路径有所启发，即中华民族共同情感历程与审美经验凝结的对外传播，有利于化解消费主义至上、霸权主义传播的现代困境。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以及媒介等传播元素着手，探析疫情常态化时代的跨文化背景中的中国文化国际化叙事，有利于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尤其是在媒介技术与时空融合急遽加快的当下，更能促进视听媒介与讲好中国故事之间的纵深联合。

一 跨文化视域中的中华文化传播

　　置身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当前传播学热议的论题。一直以来，国际主流的交际方式以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的跨文化交际、跨语言交际为主，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跨文化视域中的国际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通过合作和协商构建共享意义的象征性过程”，其间蕴含种族、群族、群体传播等侧重点，彰显出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时空距离、观念不一以及文化区隔等危机。简言之，跨文化视域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国际传播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会演变为何种新文化等问题上有待深入探究。

　　（一）“西方的中国故事”：定型化中国文化叙事

　　世界是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之起源”。随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世界渐趋成为霸权国家与民族的话语场域，这套庞杂的话语体系与霸权逻辑，揭示出西方所建立的“东方主义”的凌驾之势，也即是西方文明为衡量、重构和控制“东方”诸文明的标准。

　　纵览西方现代文艺传播中涉中的影视文艺作品，由于传播差异仍能发掘诸多带有偏见的原型，这些看似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主义书写，实质上早已先验地将强/弱、东/西这套二元对立的传播学范式厚植其间，并对西方社会的东方态度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些传媒产品比严肃新闻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在形塑中国及中国媒体形象时同样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于是，内置的“西优东劣”的虚妄，企图将东方降格为西方文明的相反镜像，由西方传媒主导的国际舆论，更是将中国视为西方的相反镜像，并借此实现东西文明的分类区隔。

　　（二）“东方的中国故事”：国际化叙事与接受

　　作为对西方镜像传播的回应，讲好中国故事无疑是我国化解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传播策略。尽管中华传统文化一度遭到西方社会的“霸权凝视”，在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世界“接轨”）中，东/西和传统/现代这两个维度成为构筑“自我”国家形象的现实感的实质，是东方主义的逻辑架构的复制和搬用。

　　不同文化的交融，必将面临“改变”的选择，是选择融入现代文明的其他因素，还是坚持传统文化中已有的其他要素，答案是“全球本土化”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能够将自己的文化置于国际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位。因此，要将视觉传播格局中的观看视为一个历史文化问题来加以思考，共同呈现出中国故事在国际化叙事方面所做的改变，这种改变与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着的视觉传播体验相关，也侧面映证了中国故事在视觉文化传播活动中所采取的“看与被看”的辩证逻辑。中国国际传播叙事的历史化转向，为重新认识现代文化传播开启了新的认知。

　　回顾西方镜像中的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叙事可以发现，分解、汰选、融入是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进程的一般性理论概述。虽然真实的传播境况远比这一论述更为复杂和多变，但通过历时回顾与共时的阐述，能更为全面地呈现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发展、更新的现代化历程、实现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谓的“文化自觉”，更为纵深地探看中国故事与西方历史元素的跨媒介建构，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并藉此促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之旅。

二 中国故事与西方历史元素的跨媒介建构

　　不论是西方镜像中的他者，还是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改写，都面临着重要的中介——媒介、话语与权力交织与建构的问题。二者各自所在体系的建构，并非简单的挪用或移植，而是依循其内在传播逻辑与跨媒介路径的融合，关涉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接受等问题。

　　（一）传统文化经故事话语与新媒介传播权力嬗变

　　传播或传承这一难题，在新媒介的传播中演变为一种传播权力的话语逻辑。电子信息时代，多元传播方式兴起，传播主体去专业化，传播受众通过丰富的多媒体传播形式表达个体观点，展示关注重点，不断更新个体对传统文化的显示理解和自由选择。新媒体传播迅速席卷并改变以往的传播方式，全面调动人的全觉感知，重构新型的双向多维的立体传播模式，处于这一媒介环境下的传播受众，不但成为传播的客体，更是作为文化传播链条中的一环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或者可以说，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不仅是一种专业性的单向度的线性文化输出，而且是一种去专业的、与受众深度互动的文化输出，一种新的个性化生产。处于该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高度发展的技术赋权相结合，从被动到自主参与，在极大发挥传播受众的感受和体验、认同和接纳的基础上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二）跨文化视域中的“自我与他者”叙事

　　厘清不同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形态转化以及权力演变，更能明晰地呈现跨文化视域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媒介表达。相较于本土，国际传播视域中的中国故事建构，更侧重于对轻松的“历史元素”的书写，因为“大多数海外受众乐于接受轻松愉悦的东西，排斥刻板、教条、说教式的文化内容。即便是受教育的东西，大多数海外受众也是‘寓教于乐’，或是乐于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快乐受教”。国际传播中的中国故事严肃的、说教的文化因素被改写或者被摒弃，也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中国际化叙事的模式机制尚待创新。

　　首先，随着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技术改变了传播媒介形态。新媒体文化传播更契合当前人们的心理特征，而中西媒介的使用差异，致使传播者和传播受众的信息媒介素养与媒介形态呈现参差不齐的状况，这与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思潮有关，也与政府的引导相关联。西方社会看似实现了技术的升级，实质上却依然陷入东/西的二元对立传播范式中，仍从镜像中理解东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次，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文化传播、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的纵深建设等举措的考量，其中经济与文化的耦合作用不言而喻，西方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的原因展开论述，认为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被他称为资本主义精神层面的东西，例如敬业、诚信、勤劳以及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全球化在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时，总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与转化。这种全球化（Glocalization）的国际化叙事模式，既保留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又对超越自身文化的本土语境展现出更为深广的传播内在诉求。

三 中华传统文化国际化叙事传播机制重构

　　新时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模式与传播格局呈现新特点。这不仅与当前传播文化语境相关，更与中华文化的国际叙事模式变化相联。电子数字媒介更新影响下的社会心理思潮变迁，致使后疫情时代的个体用户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发生了改变，即从昔日的“媒介的延伸”转而至“沉浸的媒介”，个体与媒介深度捆绑，而视觉传播机制所代表的文化符号系统已成为传播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传播范式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图像为中心”转化，视觉与听觉以及文字传播的融合，重构了视听一体化的国际传播机制。

　　（一）国际精准传播：打破文化群像的刻板认知

　　中华传统文化走向国际场域时，依循以下四个策略来展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叙事重构：一是赋予新意，即对中华传统文化要素赋予新含义，创造新载体或新形式以符合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二是揭示隐含意义，即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要素中与现代文化相容但此前并未被凸显的意义，加以现代意义的阐释，使之居为具有主要地位的含义。三是二次阐释，即通过对旧的文化要素的内容引申、变意等方式展开新的阐释，获得新的意义。四是意义重构，即基于旧的文化要素而建立新的文化要素联结，通过改变所处结构使之发生性质的变化，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仁”“礼”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延续。应立于跨文化视域，以客观的传播态度，尽力打破自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对东方文化群像的刻板认知，赋予新时代传播策略以鲜活的时代内涵与历史承续，以精准的视觉国际传播，实现本土文化世界化的继承转型与创新性转化，探寻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实现文化之间的“和”与“同”，为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接受提供助力。

　　（二）表征与实践：化解国际传播技术单向度难题

　　在国际传播中，偏见一直扮演着抑制传播效果发挥的角色。与传统单向度的传播方式有别，当下的网络视听媒体矩阵，是一个极其多元、丰富的生产体系，它由专业生产内容(PGC)、用户生产内容(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等诸多网络视听产品生产构成。若能使个人在视觉文化传播背景下，更大程度地发挥其个体的“传播权力”，基于媒介融合的互联网移动与在线数字文化传播，可缓解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物理空间的壁垒。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曾指出的：我们越来越需要根据传播和运输网络及语言文化这样的象征性边界——由卫星轨道或无线电信号决定的“传播空间”来划定互联网传播场域中的文化共性范畴，共同化解国际传播技术单向度难题，以当前主流的媒介形式为重点，多元突出传播创作主体的丰富表现形式，创新文化国际传播创作的运营机制，以文化精品共享带动寻求全球传播共同体“媒介矩阵”的“共振效应”。

　　（作者胡正荣为中国视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涵舒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原文发表于《对外传播》2022年第9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