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北京文艺论坛”专栏｜徐刚：自我与世界的辩证法——观察青年写作的一种视角
自我与世界的辩证法
——观察青年写作的一种视角
文/徐刚
在青年写作者那里，一个颇为流行的分歧在于，究竟应该写自我还是写世界。对他们来说，独特的个人经历和诚挚的自我记忆，往往是写作的首选题材，而在此之后，写作也企盼着经由自我出发，推己及人，去发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某个特定的时刻，自我与世界或许还包含着更加复杂的辩证关系：探求自我的目的可能并非出于私心，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而与此相应的是，“到世界去”也理应彰显出对自我的重新理解和塑造。这种辩证的互动，正是写作的意义所在。而这一点，对于青年写作者来说尤其重要。
一
如人们所观察的，初登舞台的写作者总会急于展示自我，他们借助经验的再现与编织，获得一种朴素便捷且自然真切的文学表达，由此也得以确证个体写作的独特价值。
纵观当下的青年写作，多数写作者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对故乡或童年生活的回忆。正如栗鹿在《幸福的乌苏里》中写到的，“在（主人公）明明这里，喧嚣的地铁站被回忆夷为旷地。”回忆，尤其是童年的回忆，总是自我得以确证的一个“常规手段”。那些过往岁月的刻痕，早已成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印迹，这当然是最切己的个人记忆。而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想，则扮演着某种情感触媒的角色，让记忆的闸门得以悄然打开，从而生发出饱含情感与歌哭的抒情篇章。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德国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在本雅明那里，对于具有一定历史意味的小说作品而言，重要的不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来描绘过去，而在于“捕获一种记忆”，或者说，“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1]，进而获得一种撼人心魄的情感力量，这便是他在《历史哲学论纲》中体现的对于历史叙事的基本看法。巧合的是，在栗鹿的“回忆的诗学”的历史建构中，本雅明笔下那个迎着风暴朝着我们远去的天使的形象，被小说置于突出的位置。
本雅明就像是一位考古学家，在童年的迷宫里挖掘对于“家园”的记忆，追寻孩提时代特有的经验和情感。在此，刻骨铭心的事件、永难相见的玩伴，或是在此之外，孩子所特有的，原始的，在感官和下意识层面无比细微而敏感的经验，以及对于色彩、气味、声音和光线的微妙感觉，无不彰显出对于记忆中的物品和童年“地形图”的眷念，这种眷念的背后，则是时代氛围中一代人的经验范式。在许多场合，本雅明的爱好者栗鹿也曾深情诉说过童年之于个人写作的重要意义，正是“童年的空旷和孤独”为她开辟出写作的空间来。为此，她还曾引用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的那段经典论述来阐明这个问题：“童年持续于人的一生。童年的回归使成年生活的广阔区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首先，童年从未离开它在夜里的归宿。有时，在我们心中会出现一个孩子，在我们的睡眠中守夜。但是，在苏醒的生活中，当梦想为我们的历史润色时，我们心中的童年就为我们带来了它的恩惠。必须和我们曾经是的那个孩子共同生活，而有着共同的生活是很美好的。”[2]
在栗鹿这里，拒绝长大的成年人总是耽溺于永难再现的昨日之美好，“所以我不断书写童年，边梦想边回忆，边回忆边梦想，孜孜不倦地探寻叙事的源头。”[3]在这篇《幸福的乌苏里》中，来自乌苏里的明星熊自然是童年记忆的核心意象。“乌苏里曾经是一只明星熊，在网络还不普及的时代可以说是动物界的周杰伦。因为我老家是梅山的，它几乎带动了整个梅山的旅游业。”小说由此介入，所连带的记忆也关乎着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公园和集市都流行的一种“畸形展”。双头蛇、连体婴和花瓶姑娘，儿时的记忆总是令人难以忘怀，然而，回忆终归是高度主观化的，这种怪诞神奇的经验回溯中，显然掺杂着个人的主体情感。但即便是这种高度主观化的记忆，也包含着明显的年代标记，这对于特定读者也显然有着极强的代入感。因此，毋宁说这里所凝聚的也是一代人的情感记忆，这便显示出自我的印记与更广阔的“他者”的联系。新的文学代际总是会以这样的方式寻找一种微妙的自我认同感，将自我的独特性标识出来。
当然，既然关涉到记忆，就免不了涵盖那些发生在久远年代的创伤性体验，这也是童年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幸福的乌苏里》中的明明那样，她悔恨于带回了乌苏里熊，这间接造成了小松父亲最后的死亡。尽管小说最后，明明的悔恨与愧疚随着当事人的释然宣告和缓，然而这创伤性的情感记忆本身，却终究暗示出成长所包含的不应忽略的代价。栗鹿的这篇小说终结于对逝去的幸福的追怀与拷问，以及关于历史的“不要回头看”的谆谆告诫，然而小说在对童年记忆的回溯中生发出的许多问题其实值得认真讨论。小说一方面生动展现出对历史“永恒绝望的想象”是如何牢牢缚住那些回头张望的情感主体的；而另一方面也暗示出对一代人情感记忆的共同守护所给予的执着向前的源源动力，这些都显示出栗鹿所展开的自我“修辞术”所具有的更普遍的社会意涵。
二
相较于栗鹿在《幸福的乌苏里》中展开的童年回忆，叶端在《赤裸》里所体现的叙事姿态同样可以将之归为“追忆逝去的时光”这一写作脉络。在后者这里，小说的时间起点被回溯到了中学时代，叙事者似乎在怀念一位令人唏嘘的中学友人，这本身就是个体情感记忆的重要部分，它关乎着童年，关乎儿时记忆的诸种形态。事实上在叶端这里，个人回忆所体现的自我表述之外，主人公缪冬的命运遭际其实也被寄予了相对普遍的社会历史内涵。正如小说所感叹的，“我们探讨青春，有时觉得时间尚早，青春尚未开始。可那生命自然生长，不因为学业的绵长而迟缓脚步，它像推土机一样碾平了茵茵的草地。”感慨年华老去，悲叹青春的易逝，似乎正是青年写作的流行主题。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在离开了家长为他们精心打造的“玻璃房”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广阔的外部世界，然而这个广阔的世界显然没有传说中那般和谐友好，这里其实横亘着一个异己的“社会”，它“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将个体捕获，进而吞噬，这也就像小说中的缪冬随后所遭遇的一系列变故那样。虽然自我与现实秩序的紧张感，也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然而在具体讨论这种典型的病症所体现的社会病理学意义时，依然能够让人看到一种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
从小说来看，《赤裸》中缪冬的悲剧性，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她的家庭。就此，小说其实一开篇便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所置身的那个“玻璃房”，“我不由惊叹。这座漂亮的玻璃房，仿佛童话世界，坐落在都市的混杂之中，甚至比童话世界更有几分天然的特质。”在此，作为房间的一部分的“玻璃房”，既体现出一种独树一帜的居家环境，也显然暗示着个体与现实秩序之间的隐秘关系。它不禁让人联想起因家庭对个体的过度保护，而使后者逐渐丧失了原始自由天性的某类人物形象，这也使得缪冬与温室中被细心呵护的花朵，以及动物园里被小心保护的动物颇为几分相似之处。缪冬不得不坦然领受父母所安排的一切，这包括一份没有兴趣的工作，以及一桩没有爱情的婚姻。由此，当兴趣和谋生都是被父母安排的人生的一部分时，离这位被囚禁者最后的崩溃大概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就像小说所呈现的，“缪冬厌恶现在的工作，许多次，她梦见自己在漫长的阶梯上奔跑，怎么也跑不到头。”她也不断地追问，“生活在哪里？乐趣在哪里呢？”终其一生，缪冬都没能成为梦想中那只自由自在的长颈鹿，她的全部悲剧性也恰恰体现在这里。于是从小说来看，叶端在回忆缪冬这位令人扼腕唏嘘的昔日友人时，无意间触及了当今时代一个极为热门的社会话题，即令无数中国父母牵肠挂肚的孩子教育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所展开的便不再是一己之追忆，在作者这里，世界的荒谬一角已然被巧妙开启，现实的入口也由此得以敞开。于是，童年的追忆成了小说世界里“自我”与“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而写作的升华也变得顺理成章。
与栗鹿相似，倪晨翡也一向善于书写童年记忆，这在他过往的《苹果绿黎明》《迈克尔的忧伤叙事》《严禁烟火》等一系列作品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为此在某个场合，作者也曾谈及过童年之于写作的重要意义，“童年，对我来说是一段无比珍贵的记忆。一直以来我的写作都或多或少体现了童年的影子，那些记忆是独属于我的万花筒，书写它们，既是想要通过故事的方式记录它们，也是通过它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4]看得出来在倪晨翡这里，这些“珍贵的记忆”显然是更加个人化的写作资源，也同样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桥梁。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于他而言，童年的记忆虽谈不上是什么不堪的噩梦，但故乡的某些幽暗之事，以及小县城的灰色印迹，总是令人如鲠在喉。在此，传销、地下钱庄，抑或某个疯癫的女人，早已为童年故乡打上了某种消极的底色，这也是独属于倪晨翡的文学“万花筒”。显然，这与栗鹿念兹在兹的《火烧云》中“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大异其趣。在这篇《猜纸》中，倪晨翡一改往日先锋的实验笔墨，叙事更加明快简洁，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乡野阴郁鬼魅的小说氛围，这使得小说看上去更像是一段隐没在故乡小镇的神秘往事。从老鸦到赢元，鬼迷心窍的彩票迷恋者，以及他们被毁掉的人生，总是令人不吐不快。在主人公赢元短暂的前半生里，他渴望猜中的从来都没能猜中。为此，他算命改名，博取秘笈……然而，哪有什么秘笈，一切不过是猜纸的游戏罢了！小说最后，一错再错的赢元仍然猜不到人生的答案，他只能在这条永无尽头的道路上继续仓皇奔走。在此，小说既是蛮荒乡野的见证，是隐逸在故乡山川的尘封往事，而小说所隐含的社会批判性也不容小觑。
（作者为北京评协理事、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本文有删节
注释:
[1] 【德】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67页。
[2] 【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8—29页。
[3] 栗鹿、兔草：《小说可以接近某种微型的永恒》（对谈），“中华文学选刊”微信公众号2020年4月17日。
[4] 倪晨翡：《文学的世界里我是自由的》（访谈），“大益文学”微信公众号2022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