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北京文艺论坛”专栏丨岳雯：“在世界中”的青年作家  

“在世界中”的青年作家

文/岳雯

　　在编选今年的短篇小说年选过程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浮现出来：在我们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中，“在世界中”正日益成为小说的基本视域。故事在世界发生，人物在世界行走。由此可见，青年作家一代对于空间的理解已然完全不同于前辈作家。城市或者乡村不再构成理解空间的基本结构，相反，跨越国族的边界、快速的流动成为文本的新现实。而空间视域这一的变化，亦可成为理解当下青年写作的一个端口。

　　张惠雯的《朱迪》发生在波士顿郊区的艾克顿镇上。“我”是一位刚刚离异的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来到了这一小镇，在湖边散步时遇到了朱迪和她的丈夫乔伊，三人的互动测量了友谊与爱情相互交织所成的人性深渊。在认识人性的同时，读者或许也对美国小镇上的生活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白琳的短篇小说《维泰博之夜》是一群中国的青年男女在维泰博行旅所发生的故事。维泰博在哪里？维泰博位于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大区的一个城市，如果用我们熟悉的坐标定位，它在罗马以北约100公里处。这群青年男女离开了熟悉的国内生活，来到罗马，重新开始一种“世界中”的生活。他们是在探索异域的风景、风俗与文化，又何尝不是在借助新的文化塑造自己。出生于1993年，正在北师大读博士的陈各创作的《狗窝》事关柏林的文艺生活。“我”抱着拯救当代戏剧的野心来到柏林，却发现遭遇了语言的障碍。“我”和三个“来路不明”的德国人合租了一间公寓，认识了一群有着朋克气质的年轻人。小说形塑了两个空间，一个是以麦克斯为核心的“狗窝”，一个是以布莱恩为核心的“维多利亚式宫殿”，两个空间形成强烈对照，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的冲突也尽在其中。在三三的《巴黎来客》中，巴黎与上海同样构成了遥相呼应的镜像空间。在年轻作者的笔下，巴黎的地标竞相而出，“沿塞纳河，由北向南，灯色藏光影玄机，长夜垫衬在狂欢之下。巴黎的出租车很贵，因此，我们常趁午夜莅临之前，坐地铁赶往市区。第六区的龙街、第七区的圣西门街，往往是我们为彻夜痛饮所找的容器。”经由作家的描述，读者仿佛在“午夜巴黎”巡游，然而，小说画风一转，“我”回到上海，“真正的生活扑面而来”。

　　事实上，不独短篇小说，跨地域、跨文化的写作弥漫在不同文体，正在成为青年一代共同的美学追求。比如，石一枫今年出版的长篇《漂洋过海来送你》也处理了这一命题。从书名我们就看到，它聚焦于“洋”和“海”，小说的第一部分就叫“来自太平洋西”，第二部分叫“前往太平洋东”。太平洋成为一个显豁的地点，这是视域放大的结果。“东”和“西”的关系，是小说的着力点。那么漂洋过海来送你，是谁漂洋过海来送你呢？省略的主语是人。石一枫是要讨论人的跨地域流动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他以历史的、纵向的思维，寻绎全球化怎么构成的。比如，那年枝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北京的北京人，如何与全球化建立联系呢？当他坐在鼓楼上，照看着纱布，目睹志愿军开赴朝鲜时，他本人其实和全球世界建立了某种内在关联。同样地，沈桦的全球化是在朝鲜战场上，置身于战火硝烟中的全球化。小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那枚弹片一直停留在沈桦的身体里，若干年里一直隐隐作痛，会让她行动困难。甚至于，就是这枚弹片开启了漂洋过海之旅。这一极具张力的细节，象征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比如，阴晴的妈妈郑老师将自己的全部人生寄托在“去美国”这样一个目标上，这是八九十年代，一个后发国家对于先发国家的向往。到了阴晴身上，她所想象的全球化又不太一样。田谷多和何大梁的全球化，则是另外一个故事。新一代农民工，“拍拍屁股就去了埃及，拍拍屁股又去了阿尔巴尼亚”。“对于人家，地球仿佛就是一个球儿，扒拉扒拉就能转个圈儿似的。”这是一个劳务输出的全球化。黄耶鲁和他爸爸的全球化故事，则是金融全球化的一种叙述。众多全球化构成的是一个绵延不绝，有时候甚至是冲突的关系。对于全球化，我们既有创伤性的体验，也有一种虚妄的想象，同时也可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行为。这构成我们今天一个驳杂的现实，所有的历史都穿越到我们现在，都和当下建立内在关联。

　　如果说，前辈作家还在焦虑如何“走向世界”，那么这一代青年作家坦然从容地将“世界中”的人和生活作为小说表现的对象。为什么会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回答是，由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青年作家不同程度获得了更多的海外经历，而无所不在的媒介环境使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在迭代，这些经历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当他们拿起笔开始创作时，这一部分生活经验就灌注进来。比如，《取出疯石》的作者周婉京出生在北京的部队大院，16岁去香港，之后又回到北京，在北大哲学系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去了布朗大学做哲学研究。她通晓英语、德语、法语等多门外语，接受的是多种文化的滋养。她说，“我们是在中国变得强大富裕的背景下出国的，不是带着淘金梦出去的。我们下一代的作家其实更明显，他们不会有任何的自卑。这跟经济状态有直接关系，也跟我们从小生长的媒介环境有关系。”再比如，陈各在谈到《狗窝》的缘起时说，“2018年的时候，我在柏林旅游过一周，这个城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非常注重环保，有很多有机食品超市，大部分餐馆都有专门的素食板块。我还遇到过一些极端素食主义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一切动物制品，比如皮带呀、皮包啊，他们不愿意为了自己的享乐，而伤害动物。但同时，我又看到他们毫不怜惜地伤害自己，吃饭就吃土豆、冷冻披萨，终日烟酒不离身，吸毒，吸大麻，周末的时间就‘耗费’在音乐节、俱乐部和派对上。我有一种感觉，柏林好像还是没有从战争创伤中彻底恢复过来，这个创伤包括二战也包括冷战，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年轻人还是有很强烈的幻灭情绪，这使他们一方面（对别人）像是天使，另一方面（对自己）又像是魔鬼。而这两方面，对我来说都是挺大的文化冲击。”

　　但事情又没那么简单。似乎并不能完全将“世界中”的写作归之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三三关于《巴黎来客》的创作谈的题目就叫“我没有去过巴黎”。她意在提醒我们，“在世界中”并不完全是经验中的世界。这关乎作家对于当下现实的理解。石一枫在谈《漂洋过海来看你》时提到，“一方面，这也是21世纪以来北京乃至中国的现实特质，什么事儿都跟全世界串在一起，另一方面，想写本土的变化，一定要在世界层面上展开，这也是一个创作规律。”地方性和全球化的关系，在今天变得相当突出。特别是在疫情在全球爆发，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不断遭遇挫折的今天，大家都在追问是否存在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路。在文学方面，这一主题的书写也比较醒目。作家也在以文学的方式重新讲述地方性和全球化的关系。

　　植根于这一现实需要，青年作家正在酝酿并创造一种新的美学语法。这一语法来源于青年作家对于世界文学乃至于多种文艺形式的接受，产生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所带来的眩晕，打开了理解中国、理解世界的新视界。异质文化的引入，也在锻造、锤炼汉语的韧性，增强汉语的活力。这一美学正在源源不断释放巨大潜力。

　　（作者为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原载于《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