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北京文艺论坛”专栏丨孙郁：“北京学”里的艺术问题  

“北京学”里的艺术问题

 文/孙郁

　　1994年，我在《北京日报》副刊做编辑时，曾刊发过陈平原先生《北京学》一文，那时候副刊有个“京都神韵”的栏目，登载了不少描述北京风貌的文章。片段里不乏京派文人的儒雅之气。与众人对于北京诗意的描述不同，陈平原的文章却带来一个知识论的冲击波，最初读到他的手稿，就感到了别于常人的问题意识，借着一篇感性的随笔，说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话题。

　　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北京可叙述的遗存很多，但系统勾勒起来却并不容易，倘没有多学科和多维度的思考，探入精神深处是有难度的。28年过去，“北京学”的理念已经被学界所接受，北京联合大学就成立了“北京学”研究所，相关的研究已经趋于系统化。

　　显然，“北京学”是个跨学科的立体的研究题目，涉及诸形态，自然需要不同知识结构的人的合力运作。人文学涉及精神层面的东西多，社会学则关联物的成分广。一个趋于虚，一个限于实。所以，彼此的路径并不一致。不过这些年的研究中成就最大者，大约还是人文学的领域，特别是艺术的研究。在面对北京历史与现实，艺术的话题有时候可能更为广泛。这不是一个封闭空间，在不同领域都可看到艺术的元素。像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建筑学与地理学都交织着艺术精神。反过来，一些艺术研究也是在交叉的话题里激活了对古都历史的凝视。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所以注意到北京研究，与文物保护的争论记忆有关。八十年代末，我到国家文物局系统工作，古都保护的呼声很高，文化部门与有关政府部门就此存在很大的分歧。九十年代报纸副刊上多讨论的是老北京的遗物如何守护，城市规划与古物之关系等话题。谢辰生、舒乙等人的许多文章，都带有一种文化的焦虑感。他们不仅仅担心记忆的消失，重要的是感伤于古典美的隐没。建筑之美、胡同之美与戏曲之美，都混杂在彼时的争论中。但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新北京概念开始辐射许多领域，以至2008年的奥运口号是“新北京与新奥运”，老北京的概念隐退到博物馆中。直到国家文物局积极筹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故宫与中轴线的景观，再次将人们视线引入老北京的世界。于是我们看到，北京的文化建设与艺术创造，便在新旧两个区间游荡。关于这座古城，仅仅单一谈论老北京和单纯凝视新北京，都被认为是不全面的。

　　我们在此看到了古老的都城进入现代的难题。这从三十年代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时起，就一直存在。这个机构的出现，就是直面这种难题的选择。那时候的学者以社会学与建筑学观念俯视古都的陈迹，是有很大的情怀的。随着西方文化遗产观念的不断引进，相关专著与论文，都是在一个开阔的视野里呈现出来的。

　　“北京学”的核心问题所以更多被美学观念与文学艺术观念所涵盖，可能与古都的特点与文化记忆的方式有关。在大的背景看都市的沿革，依靠的是感性显现中的爱意与诗意的回味。这也反过来启示艺术史与文学史研究者，从古城的空间结构里来讨论艺术，就带有艺术公共空间研究的意味。就个人的趣味所限，我觉得“北京学”里的艺术问题，可能多了其他城市史研究不同的精神景深。一个是内部视角，一是外来的视角。就前者来说，老北京眼里的诸种印记成为主要的材料，从齐如山到梁实秋，再到金受申、萧乾，著作已经颇为可观。但对于北京最深入的描述者，多为非北京的人，有的甚至是外来人。美国学者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记录了岁月的沧桑；奥地利学者雷立伯著《我的灵都》，就将国际性的背景带来，內蕴就不同寻常了。近些年的北京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充分借鉴了这些成果，融合性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一般关于老北京的记忆研究，多集中在古风的描述上。《燕京杂记》《帝京景物略》《燕京岁时记》《渌水亭杂识》，都是旧岁的记载，不乏古趣。民国期间的瞿宣颖《古都闻见录》多注意日常生活和时事沧桑方面，但我更注意他对于城市规划史与风水的研究。延及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发展脉络，既能够从水文地理中阐释城市的方位与特色，又兼及士大夫与黎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可以说他的北京记忆带有一种系统性和多维性。《从北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一文历数不同时代建筑风格，由物及人，从华夏到域外，结论亦让人深思不已：

　　北京为唐以前文化中心之继承者。盖缘唐亡以后，其重心移在北而不再南也。由此代加扩展，以容纳许多新的生命，渐成一极复杂、极瑰异之观。

　　其在纵的方面也，许多远久之经典的历史意义，包含于其中；其在横的方面也，许多种族语文宗教习俗之结合，表现于其外。关于前者，不待言矣；关于后者，在元明清三代，尤为显著。

　　故北京者，在十一世纪以后，不独为中国文化中心，抑亚洲各民族联合发挥其民族性之所在，抑东西两方文化特性接触之所在也。[1]

　　这个观点与当代一些学者的观点极为接近。也属于世界视野里的北京的书写。沈庆利等先生最近出版的《北京国际形象的现代嬗变》，思考的就是这类问题。全书的一些章节资料丰富，“全球北京学”、古代北京形象、当代视野下的北京国际形象的变迁等题目，折射出深厚的历史精深。西方学者对于北京的叙述往往是带有诗意的。瑞典学者奥斯伍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就带有相当的文学性，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关于北京的勾勒，也是有艺术家的眼光的，内中有着精神的敏感。这些与清代的宫廷画家郎世宁的西方人的视角构成一种呼应。北京形象里的外来性的描述，看到了我们国人内心常常忽略的东西。

　　在多维视野里，北京的文化罩上神秘的色泽。古老的幽魂与现代的灵光都出没于此。重要的是，这也是外来思想与新奇的艺术的试验地。那些新潮里的审美往往刺激了人们对于沉睡于时光深处的生命的打量。所以，在文坛与学界，先锋的与守旧的，时髦的与古典的，冒险的与守成的，都有了自己的空间。我们现在讨论“北京学”，就不能不纠缠着各种悖谬的、对立的和反差极大的元素。

　　比如梅兰芳的研究，就不仅仅是梨园的单一维度的展示，还包括与金融界之关系。靳飞先生新近出版的《冯耿光笔记》，就是讨论梅兰芳与金融界之关系。通过对于中国银行行长冯耿光的研究，发现京剧在民国期间的发展背后的一只无形的手。经由冯耿光，又看到了政治与文化之关系。在这个研究中，世俗社会与上流社会，艺术家与学者，大学环境与市井风采都得到再现，古城的艺术之景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个研究与作者先前的张伯驹研究一样，都非从艺术到艺术，而是有一个互为参照的社会形态，在丰富的社会网络里把握古都的文艺之径，就比一般象牙塔里纯然的艺术勾勒，更能体味到时代的语境。

　　从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来讨论北京艺术，这就超越了一般地域性的逻辑，使北京叙述带有了更为阔大的视野。这里，大学研究显得意味深长。关于北大、北师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各种研究，都非一般意义的地区教育阐释，而是具有古今与东西方意味的综合思考。大学的环境所产生的艺术与学术思想，有时候冲击了古老的生活方式，乃影响社会变迁的另类存在。比如我们现在讨论京派文学的变迁，其实与古都历史都非密切的关系，它本质上是古老的民族文化与西方艺术融合的产物。地域性的影子反而显得稀薄了。有学者对于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描述，都丰富了相关的研究。

　　这种不同视角的存在，使艺术生产具有了无穷的潜力。关键在于，不断涌现的教育机构与文化机构，切割了城市空间。它们属于古城的一部分，却又剥离了旧的体系，权力与政体，组织与个人，习俗与道德，都在被切割的空间得以延伸。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京派艺术，彼此在一定时间里也是各自行路，有时候并不色调一致。现在回望顾随与周作人的差异，废名与汪曾祺的不同，都说明了北京知识人的审美选择，是按照自我的个性而生长起来的。

　　经由艺术而窥见历史的路径，在今天成为常有的方式。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北京每每是先锋艺术的发祥地，或者说是以先锋的视角来凝视古老的文化遗存。典型的例子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陈思和先生曾将此视为文化上的一种先锋性的表达。遥想1917年前后的北京，旧式学人在大学里还占重要势力，但不久新文化人据于要津，异于传统文化的诗文与现代思潮很快席卷各地。《新青年》上面的文章与作品，都非传统士大夫的文化可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带有现代主义意味的作品都出现在文坛上，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而1985年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是从北京开始的。各种精神尝试都开始暗中出现。伴随期间的，便是新旧之争和进退之议。如今人们讨论百年的文化史与文学史，这种不同色调的文化张力里的思想，依然让人念之又念。

　　这说明，古老的都城存在一个自我调适的精神机制，在被不同专业和阶层切割的世界里，各类的艺术与思想在那时候都有自己的空间。有的空间虽小，但渐渐成为气候，不断演进成一种新的潮流。旧的传统自然有种种脉息，新的存在也道路条条。最根本的是，北京保留了古老的文脉，这些既在文物的世界里，也在诗文的王国中。目前大学一些教授的写作与研究，在某些领域是带有亮点的。新京派的作家就保留了这些遗风。比如格非对于西方小说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是与流行的文学观念有别的。李洱的小说论与哲学观点，每每也在挑战大学多年的模式。他们从研究与体味里，发现了艺术生长的另一种可能，其创作自身也是精神反顾的过程，有一种探索的勇气。这与当年废名、沈从文一样，是将文化观念折射于生命体验里，便有了创新的可能。就像北京城叠印了不同历史风貌一样，北京的高校里的思想者，也是从交叉的文脉里，激活了某些审美意识的。

　　“北京学”要处理的大概是虚与实、古与今、中与外的互渗性带来的多重性遗产。最有意味的遗存自然是文物研究学者留下的诗文，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文字活化了一个远去的时空。这些学者从历史遗物而进入思想史与审美的世界，不是单值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而是缠绕着复杂而多维的精神品质。从物到精神，就摆脱了学科限制的视角，是可以拓展“北京学”的研究空间的，其间流动的话题甚广。博物馆学的前辈学者苏东海先生在研究北京历史和文物展陈理念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美育的价值，在再现北京史的过程，注意内在的审美性。也就是说，将知识论与审美论结合起来，可能会将北京史变为立体化的遗存。这个思路近来对于文学界与艺术界都不无启示意义，也同时将位于一些边缘学科的文本纳入学术讨论的空间。“北京学“呈现的路径千千万万，今人与后人可耕耘的领域，实在是多的。

　　（作者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有删节

　　注释：

　　[1]《北京味儿》，瞿宣颖主编，侯磊整理，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