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该忘却的美术家  

九溪十八滩图 葛康俞

　　葛康俞先生天资聪慧，工书善画，精微超妙，造诣甚高，王世襄评其“不下黄宾虹”。因其英年早逝，未尽其才，加上著作长期藏之名山，故少为人知。新近出版的《安徽历史名人词典》未见著录不说，《安庆市志》《怀宁县志》也未提只字，实为遗憾。

　　梳理《据几曾看》作者葛康俞的家庭背景，我们看到文化古城安庆的三大家族——陈（陈独秀）氏、邓（邓以蛰）氏、葛氏，是这样紧密而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最近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据几曾看》，颇为吃惊。初始诧异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怪书名，继之诧异该书何以得到众多文化大家由衷推崇，进而诧异作者葛康俞是安徽同乡自己竟然毫不知晓，此外还诧异作者品赏书画火眼金睛且见解独到。

　　一、流传和出版

　　作为一部品评中国古代书画名迹的著作，《据几曾看》书名乍看不好理解，其实就是“在案几上曾经看过”之意，与许多“书画过眼录”著作颇为类似。该书稿小楷工写，完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多年以手稿形式在亲朋好友及部分文人小圈子里流传，直到60年后的新世纪之初（2003年8月），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书稿虽长期没有公开出版，但在小圈子里却好评迭出。请看书后面的两段题跋：

　　曩从邓叔存先生斋头得观康俞先生画，精微超妙，心折久之。今复获读（《据几曾看》）所记书画，其中名迹尝多寓目者，一经品题，不啻重对故人。至于文采之美，楷法之精，尤令人不忍释手。借置案头，倏经数月，敬识其后，以记胜缘。

　　时庚寅（1950年）六月 启功

　　大作以清妙之笔，状难状之画境如在眼前、如入梦想。古人称画为无声诗，此则片片有声有韵之画矣。而同时演绎画理、探索源流，如示诸掌。拜读之后，爱不忍释，令人抄录副本，俾获据几常看也。

　　宗白华 时一九五〇年 红叶满山

　　这里两位品题者启功、宗白华，皆为学术文化界泰斗级人物。启功先生不仅书法高妙，而且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对古典诗词创作和研究、对古代书画鉴定和欣赏，堪称一代国手。他借观书稿数月后说，“文采之美，楷法之精，尤令人不忍释手”，足见此稿分量。宗白华先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之一，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绘画理论研究有很深的感悟和独到的体察。他称赞书稿“演绎画理、探索源流，如示诸掌”，以至拜读之后，让人抄录副本，以便“据几常看”。

　　古玩鉴赏大家王世襄对该书稿也赞不绝口。他于2001年86岁高龄时，工楷撰写《〈据几曾看〉读后记》，除叙述与葛康俞多年的友情、对其学识和绘画推崇备至外，特别谈到书稿的两大特点。一、书稿著录所见法书名画，却与一般著录之作斤斤于质地、尺寸、印章、题识等大异其趣，而是注重鉴赏品题，“以轶凡之文采，揭示微妙之领悟，道人所不能道”。二、书稿从头至尾以小楷工写，既严谨秀雅，又宽绰疏朗，可谓“手书绝妙，得与古人名迹互映交辉”。

　　书稿沉沦数十载得以出版，缘于王世襄、范用、郑超麟诸位先生鼎力推荐。王世襄作为文物界和收藏界大佬，影响遍及海内外，无须赘言。范用是著名出版家，抗战时期曾任读书出版社桂林和重庆分社经理，后任三联书店出版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国家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三联书店总经理等。郑超麟是中共元老之一，除在党内具有相当地位外，他还是诗人、作家、翻译家，对历史学、语言学等也有深入研究。正是这些重量级人物推荐，《据几曾看》得以影印，广布传世。

　　影印出版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充分展现原稿风貌。可能为作者手稿内容之精和书法之美所打动，三联书店采取原稿影印形式，分上中下三卷，以宣纸精印精装，外加函套出版。该书卷一为《据几曾看》原文；卷二除原文外，还收有附录《中国绘画回顾与前瞻》，这是作者抗战后期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载的长文，由范用先生“辗转收集得来”后，请吴孟明先生校勘并用工整小楷抄出；卷三为书稿品评的部分书画名作的参考图片，均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原作翻拍而来。值得一提的是，该书2003年8月第一版精印本虽价格不菲（280元），却早已售缺；2009年12月又推出第二版简装本，价格仅49.8元，相信会引起更多读者兴趣。

　　二、作者和背景

　　《据几曾看》的作者葛康俞先生，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人。他于宣统三年（1911年）出生于怀宁县北乡白麟坂（今怀宁县五横乡白麟村），早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与李可染、艾青等同窗。抗战期间，避难四川江津，在一所中学里任美术教员。抗战胜利后，由蜀返皖，任安徽大学文艺系教授。1950年转南京大学任艺术系教授，与傅抱石先生相知甚深。葛康俞先生天资聪慧，工书善画，精微超妙，造诣甚高，王世襄评其“不下黄宾虹”。惜天不予寿，至南京后他肺病加剧，于1952年冬逝世，享年仅41岁。因其英年早逝，未尽其才，加上著作长期藏之名山，故少为人知。新近出版的《安徽历史名人词典》未见著录不说，《安庆市志》《怀宁县志》也未提只字，实为遗憾。

　　翻开《据几曾看》，葛康俞在自序里开篇写道：“予自北平舅氏归，乃知书画有益，可以乐吾生矣。日课读毕，向晡更习字画，或研著录。公私有书画，必就展看，每不能忘。”这就是说，葛康俞走上艺术道路，是受其在北平的舅舅的影响。那么，他在北平的舅舅是谁呢？即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据《陈氏家谱》，陈独秀父亲陈衍中生有四个子女，陈独秀最小，除大哥陈庆元外，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嫁给富商吴向荣，二姐嫁给乡绅孟超。而孟超之女则嫁给了葛康俞。由于葛康俞娶了陈独秀二姐的女儿，陈独秀自然就是葛康俞的表舅，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延年、陈乔年则与葛康俞是表兄弟关系。

　　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比葛康俞大32岁。两人虽然辈分不同，年龄相差较大，因有这层表舅和外甥的亲戚关系，加上有共同的情趣爱好，即喜欢欣赏书画，因而彼此走动频繁，感情颇好。曾见安庆一位藏友手里一幅陈独秀书法条幅，内容如下：

　　此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当时予喜其秀丽娟洁，携归以壮行笥，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也。忽忽垂十余年，事隔日久，已淡忘之矣。今康俞仁弟于书帙中捡得，爱好之情见乎词色，与予曩昔有相类者。以其同好，乃举赠之。翌日复出纸，索书因识颠末于次。

　　时民国十五年秋九月 独秀 记于沪滨之越东草堂西楼

　　显然，这是关于另一幅书法作品来龙去脉的“说明文字”。那幅作品是“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陈独秀当时看了喜欢，便讨要过来，从日本带回国内。十多年过去，此事已淡忘。谁知“康俞仁弟于书帙中捡得”，且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就像自己当年一样，于是陈独秀便慷慨赠之。可这位“康俞仁弟”（即葛康俞）并不满足，第二天又拿来一张宣纸，硬要舅舅把这事的前因后果写出，以记由来。按这幅作品的落款时间，葛康俞当时仅15周岁。他小小年纪从偏僻乡村来到上海舅舅家，就对书法作品有自己的判断，并得到陈独秀的爱怜和赏识，一方面表明他对书法颇有慧根和见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和舅舅陈独秀之间的亲密关系。

　　原安庆市博物馆馆长胡寄樵曾谈论陈独秀这一书法条幅说：“保存完好，系宣纸质地，未经装裱，纸白如新，高110厘米，宽18厘米，分四行，凡125字，首行32字，次行35字，再次行32字，末行26字，均隶体书写。”胡寄樵是书法大家林散之的弟子之一，安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以书家的眼光评价该条幅“其字拙朴苍劲，甚得汉碑遗意”。

　　据葛康俞弟弟葛康素《谈陈仲甫先生书法》记述，1939年秋，陈独秀居四川江津鹤山坪期间，葛氏兄弟因避战乱也在四川江津，两家常有往来。陈独秀知其弟兄俩“终日习书，殆废寝食”，曾亲书“论书三则”指导：

　　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

　　二、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

　　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捝，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划拖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这段话表现了陈独秀对书法的深刻理解和独到体察，更传达了他对葛康俞及其弟弟的关爱之情。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几年，葛氏兄弟曾多次拜望舅舅，一次谈得兴起，陈独秀还展纸挥毫，书写一幅自己诗作赠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改。”不久，1942年5月27日晚9时许，陈独秀病逝于江津鹤山坪，6月1日安葬，墓地在江津县城西门外鼎山之麓。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7个大字，亦隶亦篆，古味盎然，就出自葛康俞之手，并由他亲自錾刻于墓碑之上。

　　值得一说的是，葛康俞不仅与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有亲戚关系，还是安庆另一著名人物邓石如的六世外孙。葛康俞的祖父葛振元有两个儿子葛温仲和葛循叔，兄弟俩分别娶邓绳侯长女和小女为妻。邓绳侯何许人？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之嫡孙也！民国初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邓绳侯任教育司长。他除有两个女儿外，还有邓仲纯、邓以蛰、邓季宣三个儿子。其长女嫁给葛温仲，而葛温仲正是葛康俞的父亲。这就是说，葛康俞与邓氏三兄弟是非常亲近的郎舅关系，而邓以蛰（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美学家）之子、两弹元勋邓稼先，则是葛康俞的表兄弟。

　　梳理《据几曾看》作者葛康俞的家庭背景，我们看到文化古城安庆的三大家族——陈氏、邓氏、葛氏，是这样紧密而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出身于这样的大家庭，葛康俞可谓家学渊源有自！

　　三、内容和价值

　　葛康俞在该书自序中写道：“抗战军兴，予避地入蜀。寒乡之人，无复可睹文教也。因念昔日据几欣对之乐，寤寐交心，恨不奋飞。顾北定未可期，而岁月多迈，甚至影响泯没，但于悒也。况难中无以给晨夕，且间日笔数百字，略记平生清赏。遑言著录，用识过眼因缘，以慰它时惜念耳。”

　　由此可知，葛康俞撰《据几曾看》，主要是“因念昔日据几欣对之乐”，“略记平生清赏”。该书著录和品评中国古代书画一百九十九件，上起西汉，下逮晚清，多为传世经典名作。葛康俞幼承庭训，对书画欣赏尤为爱好。《据几曾看》中有《邓完白公隶书联》一篇，记叙他童年在父亲指导下观赏外公邓石如书法对联的情景：

　　纸本，文曰“寻孔颜乐处，为羲皇上人”。联向为余家藏，今不知流转何处矣。念余龀龄，已知爱赏。先府君以病居乡，萧斋小园，朝日照几案，轻易不次张此联于壁间。坐其膝下观之，指教联中文字，讲说先朝，因知余有是奇外公也。余小人虔敬而已。入夜家人传灯来，吾父却之，诚恐烟煤渝纸色也。明日早学回，观之，吾父收卷书橱中矣。

　　葛康俞自幼受此熏陶，加上本人精于绘事，擅长法书，于书画创作多切身体会（从本文所附插图足可见出），更具深厚文史知识和艺术修养，故其著录和品评皆切实且颇具卓见。不论是梳理源流、辨析真伪，还是探讨技法、阐发画理，都言之凿凿，持之有故，常发人所未发，多有开人眼界之说。因此，尽管从体例看，该书内容或长或短，近似名迹题跋，属著录类撰述，但其意义和价值，实远胜一般同类著作。简略说来，以下几点尤显该著特色。

　　其一，著录品题，多有妙语，状古人名迹如在目前，读来悦心明智。该书谈及每一名作，必寻其来龙去脉，记其丘壑布置，叙其用笔用墨之法，探作者匠心及得失，阐幽发微，多给人以启迪。如谈夏圭的《长江万里图卷》，葛康俞写道：“约为元人摹本。随卷随展，长至数丈。高江急峡，水陆盘错，其间屋宇人物，安置奇险。笔墨之神，固沉著痛快。观其天被山欺，水求石纵，侧目颠危。亦犹隐居放言，可当处士横议。吾舅氏邓以蛰以艺史称之，拟于诗史，岂不然哉。”寥寥数语，不仅生动呈现画面壮阔险峻景象，还点出该作约为元人摹本，因描摹真实，具有“艺史”功能。再如谈宋代王诜名作《梦瀛山图卷》：“绢本，小横卷，《宣和画谱》著录。此卷山头宗李成，落墨法唐人。空钩以青绿填染，复用重色细皴，后来赵伯驹、伯骕、钱选皆师此法。图中屋舍窗牖墙垣，以轻粉飞上，清新之最，况复深雅……”此段要言不烦，句句击中要害，既追源溯流，交待画法继承关系，又条陈用笔用墨用色之法，非深入画史并对绘事有切实体悟者绝难做到。

　　其二，或由点及面，或由面及点，纵横捭阖，说理透彻。作者品题书画，多半并非就事论事，就具体作品谈具体作品，而是善于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中解说画理、画史和作品特色，彰显了深厚的画论修养。如《恽寿平山水题识合册》一篇，从“工夫”与“天然”的关系说起，指出：“工夫、天然两者，书画家所欲致者此也。以画之第一义气韵生动言之，气韵出于天然，生动极在工夫。故曰气韵必自生知，非学而可几及。是工夫非存其天然不为功，天然汨没于工夫之转俗也。”他以吴道子为例解释道：“道元之画，南宋以后无复为士人所关心，而流为匠作矣。士人之绝弃工夫，正以穷极工夫，殆无所损益于画事之极致也。……所以汨没于习俗者，自内之不充而放于艺，徒功力之唯驰骋焉而。故众工之事，其于功力日积精湛，非不生动而气韵索然。”对“工夫”与“天然”的关系作了这番辨析后，作者话锋一转：“恽南田之画妙于天然，此册纸本小页，遍仿宋元诸家而非用功之物，未可衡量功力置石谷之下也。南田自谓山水耻为天下第二手，乃专花卉，后人惑之，故为说。”这里既探讨了功力与天然的辩证关系，又解答了恽南田绘画偏向天然，以及后期何以专攻花卉的缘由，可谓语语中的，鉴赏精到。

　　其三，知识广博，左右逢源，考索严谨，多有新见。董源《龙宿郊民图》乃画史名作，董其昌题跋认定该画绘宋艺祖下江南，臣民郊里以迎，表现以劳王师之意，所以叫此画名。葛康俞觉得“证之画中景物，无不抵触也”。他以明代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将该画著录为“龙绣交鸣图”为线索，从明人陈继儒《太平清话》言“钱塘为宋行都，男女尚妩媚，号笼袖骄民”，悟出“龙宿郊民”系“笼袖骄民”传声之伪，所绘乃一时之游乐，故此画原名应为“笼袖骄民图”。如此评鉴，旁征博引，持之有故，释疑解惑，令人信服。再如《成回鼓琴图》一篇，描述该画“小笔含蓄，松筠琴鹤，五彩绚缦，怡悦性情之作也。气味芝兰，同于子久，无功力操持，但美在天真”。画上有楷书题诗云：“海天空阔九臯深，飞下松阴听鼓琴。明月飘然又何处，白云与尔共无心。”葛康俞指出：“曼殊和尚亦有松下鼓琴图，即以此诗题画端。后人误为和尚之作，入苏曼殊集中，不知实成回诗也。余今为之订正。”如此品题，直指学界弊误，醒人耳目，足显珍贵。类似辨正纠谬之论，《据几曾看》中时有所见，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编辑：单鸣 单轩（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