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美术：对中华传统的呼应与共鸣  

         这是两岸交流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美术展览。刘锦堂、郭柏川、陈澄波、张大千、溥心畬、黄君璧、李仲生、席德进、刘国松、欧豪年等140位艺术家的近170件各类媒材美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亮相，囊括了水墨、胶彩、版画、油画、水彩等形式，清晰呈现了1911年至2011年之间的台湾美术史。

　　4月2日至15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两岸文化界、美术界人士齐聚现场，展览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北京举办这样规模的台湾美术展，还是第一次，创下了两岸美术交流的新纪录，从中可以了解并体会到台湾美术近百年来的流变史，从而对这一中华美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个全景认识。”全国台联理事会会长梁国扬说。

　　“展览不仅展示了百年来台湾美术的发展变迁，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两岸的历史，看到近代史的一个截面。”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荣誉理事长李永萍评价道。

　　“隔海相望”的台湾美术

　　对许多人来说，台湾美术依然是一个“隔海相望”的视域。人们最熟悉的，自然是被称为“渡海三家”的张大千、溥心畬和黄君璧。随着近年来两岸美术交流的扩大，刘国松等台湾画家也逐渐被人们所熟悉。但整体上讲，人们对台湾美术的了解并不多。

　　自明清以来，台湾美术就深受传统文人画的影响。游宦游幕的文人、官吏，承袭传统水墨画的文人趣味，与大陆来台的画师及本土民间画工的创作交织并茂，构成了台湾美术发展的主流形态。至日据时期，西方的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主义等西洋绘画流派以及东洋画被引进台湾。二战后，传统水墨再度复兴，画会崛起。期间“东方画会”、“五月画会”等一大批画家受现代主义影响，掀起了台湾美术的现代主义新潮。

　　二战后台湾传统水墨画的复兴，被认为“不仅仅是继承传统，而且是重新发力”。上世纪70年代，许多人留学后回到台湾，带来了美术革新的力量，在中西融合中寻找自我定位。当大陆倾向于社会写实风格之时，台湾美术却显示出了一种积极浪漫的精神，与西方美术融合，又兼具乡土和文人气息。

　　台湾画家李锡奇介绍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台湾美术的画会时代，那时现代艺术刚刚崛起，许多人写现代诗，后来影响了绘画和音乐。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不错，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画廊，进入了画廊时代。80年代美术馆建设受到重视，台湾的口号是每个县都应有自己的美术馆，因此进入美术馆时代。90年代后，两岸交流从热 身起步到日益频繁，台湾美术则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时代。

　　两岸美术交流从未中断过

　　“中华传统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流文化。一直以来，大陆文人画对台湾美术影响甚大，成为台湾重要的绘画传统。虽然日据时期传统的文人画被压抑，胶彩画盛行，但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弥补了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差异。”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在此次展览特意举办的多元化时代的台湾美术论坛上说。

　　传统的继承自不必说，即便在日据时期，西洋和东洋美术观念和样式的引入，也被纳入到两岸交流的主流轨道上来。“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人者融之。”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论》中所提倡的融汇中西之法，在事实上被台湾美术界所接受，并在上世纪40年代的创作中就已产生。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江明贤看来，这恰恰给台湾美术的自我定位制造出一种引西润中的格局。在历经传统的被压抑、复兴和多元创新的过程中，台湾美术终形成其独特面貌。

　　1949年前后，一大批大陆美术家赴台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渡海三家”。这些艺术家的大陆身份、美术渊源和在美术界的影响力，给台湾美术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随着台湾绘画一举压倒日据时期的胶彩画风，张大千的泼墨更成为继承传统的样板。

　　新时期以来，两岸之间的美术交流也频有之。据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赵力忠回忆，1981年中国国画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前身）成立，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刘国松秘密来到大陆，开启了两岸美术交流的破冰之旅。1983年，张大千逝世，大陆随即举办相关画展，还开了研讨会，当时在大陆的台籍美术界人士参加了活动。如今，随着两岸关系缓和，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美术往来早已不再是“秘密”。

　　在现代探索中互为镜子

　　“台湾美术和大陆美术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日据时期受日本影响较大，而大陆美术在1949年以前主要是受法国、比利时的影响，1949年以后是受苏联影响。不管是受哪里的影响，这些外来的艺术观念、样式、技法，其人文气质都是欧洲的。因此，在受外来影响方面，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境遇其实是很相似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说。

　　众所周知，支撑中国绘画的两大支柱，一是工笔，二是写意。在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下，大陆和台湾的美术又因近现代的历史遭遇而各有特点。比如，许多人普遍感觉大陆的写实传统要远大于台湾，而台湾在现代探索、观念和技法的更新上似乎走在前面。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写实风格都成为大陆美术的重要特征，徐悲鸿学派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邵大箴认为，这不应被看作是特殊时期的政策需要，而应该从历史的原因上考察。正如光复后的台湾一度对殖民文化的反思和对乡土风俗的回归，大陆美术界在1949年后表现出来的务实求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本质上也是对家国离乱压抑状态的一种释放。

　　就像历史的两面镜子，两岸美术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互为观照。渡海艺术家与大陆的文化渊源，让台湾美术不断得到传统根脉的提示，而大陆艺术家则从对岸的现代探索中汲取了灵感的参照。邵大箴提醒，上世纪80年代大陆提出“新文人画”概念，是不是受到台湾的影响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指出，很多时候，台湾美术的现代性探索老走在大陆的前面，加强两岸美术研究，未来应结合起来综合考察。

　　互访交流持续升温

　　在美术多元发展的当下，两岸都面临着过度强调观念、忽视技巧的问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水墨上，包括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中西调和等都有人探索。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探索，它们在探讨水墨的本体话题时，却都不自觉地促成了一种民族意识的构建。

　　近年来，两岸美术交流持续升温。2004年和2005年，“润——大陆优秀青年水墨画家作品展”和“韵——台湾当代水墨名家画展”先后在台北和北京举办。“润韵”呼应，可见主办方策划的深意。2006年，“台湾美术发展1950-2000展”在北京举办，展出包括绘画、雕塑、装置、影像及行为艺术文件等在内的111件作品。2007年，刘国松在北京故宫举办“刘国松绘画一甲子”展。刘国松坦言，真正的创新会得到自身文化母体的承认。

　　伴随两岸美术交流的深入，台湾主流美术杂志开始介绍大陆的798、宋庄等艺术集聚区，大陆的双年展、各地画廊也受到了极大关注。而像于彭、郑在东等台湾艺术家则纷纷入驻大陆，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编辑：孙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