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北京文艺论坛”专栏丨陶庆梅：从工业题材到工业叙事  

从工业题材到工业叙事

文/陶庆梅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在电视屏幕上，我们隐约看到一种“工业叙事”在默默地崛起。在最近热播的《麓山之歌》《沸腾人生》《大博弈》等等电视剧里，久违了的工厂的厂房、蓝色的工装……出现在屏幕上。不过当前这些带有工业色彩的电视剧，似乎更多停留在“工业题材”的类型框架内，还没有足够的叙事方式，超越题材类型，让人们对“工业”本身产生浓厚的兴趣，也不足以引发人们对于“工业叙事”的集中讨论。但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工业叙事一定会是其中的重要基础。因此，当这些自觉选择了工业题材的电视剧出现在屏幕上时，理解分析这些电视剧的特点，探讨其发展方向，也是评论者特别需要关注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工业题材电视剧的出现，在题材上，如果说它不是对一直以来“霸屏”的“职场剧”的一个有力阻击，至少也是对这一题材类型越来越苍白无力的有效补充。

　　现在所谓的职场剧，大多是写字楼里的“职场”。诚然，写字楼的生活构成今天年轻人生活的一个主要场景，但工厂，却是支撑着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场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支撑性力量。大众文化领域的职场剧，几乎本能地会选择靓丽的街景、高级写字楼、标准的工作间、温馨的咖啡馆等等，作为呈现的物质对象。在一段时期内，这些职场剧，确实塑造了一个个白日梦，给了很多年轻人进入大城市工作的动力。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走向“职场”，白日梦逐渐变得“悬浮”——青年们早就发现，没有人天天在宜家的样板房里谈恋爱，也没有人天天上班就是喝喝咖啡以及勾心斗角。也正由于此，各种工业题材电视剧的出现，让我们在甜腻腻的大众文化中，“看到”了中国生活的不一样的场景，看到了工业化的大厂房以及在厂房里工作的工人。当这些与城市白领不一样的景象与人物形象出现在荧幕上时，从题材到视觉，它们都是新鲜的，也都是有着新的可能空间。

　　但能不能在当下的创作环境中，异军突起，创作出中国式的工业叙事，工业题材的电视剧，恐怕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的职场剧很多被吐槽为“悬浮”——创作者对自己所写的电视剧所涉及的具体行业不熟悉，恐怕是根本原因。比如《玫瑰之战》，虽然有美剧《傲骨贤妻》做故事基础，但太脱离中国场域的律师行业竞争逻辑与办案流程，再怎么有大牌演员都救不了场。而我们的工业题材电视剧，目前可见，好像在创作方法上也仍然延续着职场剧这一“类型剧”的创作模式。比如说《沸腾人生》，感觉上就是把职场的故事，放到了工厂这样的一个特殊场景之中。虽然有工厂场景以及工厂的发展历程作为背景，但故事重点还是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创作思想上。现有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大多延续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情感模式，过于强调企业家的个人奋斗，强调企业家精神，而忽略了工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国工业的崛起，不仅是来自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来自各级政府的推动，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家与其团队的集体拼搏。没有工人团队与工人集体的贡献，只有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不了中国的工业叙事的。

　　比如周梅森编剧的《大博弈》。在这部以某大型重工为原型的作品中，周梅森塑造的孙和平、杨柳与刘必定三个企业家，围绕着谁能控制重卡全产业链的博弈，本身是非常精彩的。周梅森在这部电视剧里塑造了三种不同的企业家：孙和平是当代国企改革的代表人物，改革之初即锐意进取，改变国企生产效率低下的毛病，并不断进取，扩展企业发展空间；刘必定是草根崛起的资本家，擅长资本运作，虽不乏坑蒙拐骗之弊，但总的来说也是要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杨柳作为国有企业集团老总，更为看重集团的整体利益，不但是要兼顾集团内部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的平衡，更不能容忍孙和平把企业一做大就要脱离集团。这三个人的较量，既是不同类型企业家的较量，也是不同个性的企业家的较量。也因此，我们在剧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企业家的个性，是企业家克服重重困难，突破重围的勇气。但是，除去口号般的“减员增效”“扩大融资”之外，我们看不到企业家所要经营的工厂的故事：看不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工厂的困难重重，看不到工厂如何革新就能从濒临破产迅速脱困很快在香港上市，更看不到工厂员工如何参与企业革新的过程。在叙事中，似乎只要大家一持股，工厂产品的技不如人就能完全克服。这对今天熟悉中国工业艰难成长过程的年轻观众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

　　相比之下，《麓山之歌》在这方面有很大突破。《麓山之歌》也是以某重工企业为原型，开篇也是企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剥离不良资产，以“重工换金融”的方式来挽救企业。但在这个过程中，《麓山之歌》非常清晰地描述出工业企业面对的现实问题：产品的核心技术由外企掌握，一旦企业对这一核心技术形成依赖，外企就通过迅速提价的方式，抬高生产成本；而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上有一点突破，外企就毫不手软地继续以降价的方式，挤占市场。在外企的步步紧逼之下，在《麓山之歌》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企业领导的思考与拼搏，也有从工程师到工人队伍整体面对国际资本围追堵截的不甘心。在电视剧中，从宋春霞到金燕子两代的一线工人，不仅是出于对生长于斯的工厂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出于对自己所掌握的工业技术的热爱，凭借自身的技术能力，助力企业突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完成重装工厂的新生。在这里，工人们不再只是每一个上任的厂长、书记因为“减员增效”所要解决的“麻烦”。他们不只是被动等待施救的“困难群众”，而是因热爱技艺而自强不息的新工人。当我们看到，在国外企业的重重干扰之下，宋春霞仍然克服种种障碍，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了高难度的车工工作，让外国资本收回对中国技术的指控，我们不得不对“大国工匠”产生油然而生的尊重。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尊重工人群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叙事，让《麓山之歌》在年轻观众中收获了许多赞誉。如果说原来的观众群体，对于改革英雄有很大的好奇心，但在一个上升通道逐渐收窄的时代里，年轻观众对于独树一帜的改革英雄，恐怕不会再有那么好奇。《麓山之歌》里高扬着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每一个普通个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尊重，恐怕是与今天青年观众沟通的密码吧。

　　从某些意义上说，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几乎必然会“自动”选择“类型剧”的架构。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很难一下子摆脱类型剧的框架，也很难立刻突破原有的情感逻辑。但中国毕竟是有着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传统的国家，其文艺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还是给我们突破以精巧编剧法为支撑的类型剧的可能空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当“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我们去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的创作者，回到现实本身，理解工业企业自身的运作逻辑，寻找当下工业题材与青年观众沟通的思想桥梁，工业叙事也许会创造出中国电视剧的新空间。

　　（作者为北京评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