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情，北京文艺在发力（十六）  

　　2020年春天，一场突袭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有一群逆行而上的英雄不顾自身安危，在防疫抗疫前线上奋勇战斗。疫情牵动人心，英雄鼓舞斗志，在北京市文联发出开展阻击新冠肺炎主题文艺作品创作的倡议后，首都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第一时间扛起文艺刀枪，记录感动瞬间，讴歌英雄事迹，宣传疫情知识，唱出众志成城为武汉加油的高亢歌声，吹响齐心协力共抗疫情的文艺号角，将所思所想所感转化为文学、诗歌、戏剧、美术、书法、篆刻、摄影、民间艺术、音乐、舞蹈、曲艺、杂技、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筑成了防疫抗疫的文艺战斗堡垒。

电视篇

迎“三·八”巾帼篇

战疫女兵

白衣天使行

战斗在基层

　　为助力防疫抗疫工作，歌颂逆行者们，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积极组织协会会员、会员单位及新华网、北京铁路局、丰台公安分局、湖北襄阳等社会各界，广泛征集防疫抗疫主题短视频作品。这些优秀作品展示了最美逆行者如何心怀大爱、奋不顾身地冲在抗击疫情最前线的动人事迹，以此温暖和激励坚守在一线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守护者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会早日战胜疫情，共迎春暖花开！今后，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还将继续组织会员及社会各界创作反映抗击疫情的视频作品。

文学篇

　　当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席卷全国，时刻威胁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阻碍着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转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一场空前的举国动员，也正不断汇集起四面八方的力量驰援疫区湖北，全国人民正夜以继日英勇奋战抗击疫情。早在十一年前，新华社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朱玉在《北京文学》发表的报告文学《巨灾对阵中国》，就以超前的眼光和丰富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灾难来时的窘况，提出了如何应对“巨灾”这一严峻的社会公共课题。

　　为了理性面对当前这场灾难，提升今后全社会防灾抗灾的能力。从今天起我们特连载朱玉的报告文学《巨灾对阵中国》，期望能引发全社会的共同讨论和深刻反思。

　　报告文学连载：

巨灾对阵中国（十一）
作者/朱玉

防与不防

　　20世纪以来，我国大陆发生的18次7.5级以上大震中，除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外，其余17次均发生在农村地区。9亿农民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居住在地震烈度6度以上区域；地震造成的死亡人员中近60%为农村人口。

　　广阔无垠的中国农村，是中国防灾链上最为柔弱的一环。近于完全不设防的状况，让其向天灾袒露了不堪一击的腹部。情况严重到几乎难以找到中国农村对自然灾害事前防范的材料。

　　只能从汶川地震后，那一片片几乎毁坏得看不出原形的废墟中，看到大量农村建筑的情况——用专门搞建筑人的话说，在震前，那真是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毫无防震设计，甚至于根本不考虑房屋的重心。

　　震后，那一排排拔地而起的新房中，建筑专家又看到了他们不愿意再看到的局面：没有任何设计，农民盖起的两层小楼中，楼前面的外立面，二楼奇怪地比一楼凸出一大块，盖好的房子，个个呈头重脚轻的状态。

　　一个被防灾界频频提出的概念，来到了人们面前——墨菲定律。

　　“墨菲定律”的大意是：“如果有两种选择，其中一种选择将导致灾难性后果，则必定有人会作出这种选择。”

　　这一定律是美国空军的一位工程师爱德华·墨菲上尉概括出来的。1949年，墨菲参加美国空军的一项实验：将16个火箭加速度计悬空装在接受试验者的上方。当时有两种方法可以将加速度计固定在支架上：一种是正确的方法；一种是导致灾难的错误方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将16个加速度计全部装在错误的位置上。

　　于是，墨菲提出了被称为“定律”的著名论断。后来有人把它简化为“只要存在着出错的可能性，就一定会出错”。

　　在地震后，相当一部分灾区房子的建设中，又出错了。

　　2007年6月3日凌晨，云南普洱市宁洱县发生里氏6.4级地震。截至3日15时30分，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300余人受伤，受灾人数达18万之多。此次地震震源极浅，地震感强烈，城乡房屋受损严重，土木结构房屋墙体倒塌、损坏较多，砖混结构房屋普遍出现墙体开裂，有些承重柱出现了移位。受灾最重的是县城附近的农村。

　　对于这次地震，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指出，除了地震发生在凌晨、城区人员相对比较密集、山区地震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因素，“农村房屋抗震性能比较差也是原因之一”。

　　“农村房屋抗震性能比较差”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防震减灾意识不高，抗震设防管理相对薄弱，缺乏科学合理的抗震设计，基础和地基不牢固，结构强度低，跨度大，稳定性差。建筑材料和材料配比达不到要求，施工工匠无资质或缺少相应知识，建筑质量差，建筑经费使用不合理，过分追求高大、气派、宽敞、明亮、舒适、豪华，不惜在内外装修上投资，却千方百计在结构上省钱等，都是导致地震时房屋严重受损的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教授周福林说，只要每平米造价增加100块钱，就会使得抗震能力有很大提升，这不能算是昂贵，关键时刻确实可以救命的。

　　周院士用浅显的道理说出了防震减灾知识，他说：国家建设部出台过《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主要依据所在地方的地震历史情况，测算出一个概率。还有就是根据地区所在的地下断层发生地震的危险性，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像我国建筑普遍的抗震等级都在7度左右，而日本、美国要比我国高出20%到30%。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重大建设项目需要地震资料。为改变地震工作基础极其薄弱的状况，1953年底，科学院组织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院内外有关专家18人组成，副院长李四光、竺可桢分别任正、副主任，下设历史、建筑、地质、地震四个组，分别由范文澜、梁思成、张文佑、李善邦负责。规定7度以上地区(即需要设防地区)的地震烈度由委员会讨论确定，提供国家计委作为决定设防度数的参考。

　　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主要是供给141项企业所在地区的地震资料。但因历史文献上关于地震的记载过于简单，当时采用苏联的地震烈度表作为鉴定标准，难以参照。而产业部门及地方希望烈度定得低些，经常认为科学家定得偏高，故确定7度以上的地震烈度往往因争论不决而影响设计进度。

　　1954年5月，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地震烈度的报告，决定今后鉴定工作完全交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地震设防将直接根据烈度的鉴定来决定。

　　1954年8月21日，院党组向中央报告，说明三年来地震工作情况，短期内不能解决缺乏科学资料的问题，科学院难以独立承担。因此建议，在党内由科学院张稼夫、文委范长江、计委张玺组成地震烈度审查小组，张稼夫任组长。凡烈度在7度以上，争论不下的，由审查小组讨论作出意志性决定，以科学院名义将地震烈度分发设计部门使用；聘请一个苏联地震专家组来指导工作；仍请由计委负责对地震鉴定的地区按照设计的要求，按轻重缓急排定次序，以便依次进行工作。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研究员说，根据前苏联专家的意见，汶川一带的基本地震烈度为9度，但建设部在2002年的规定确定为7度，7度分为上、下，汶川和北川都属于7度下。

　　汶川地震震区大批建筑物倒塌的原因，问题非常可能出在基本烈度上。

　　以7度下的房屋设防标准，去应对11烈度的8级地震，无异于以卵击石。

　　一位建筑专家说，6度区建筑抗9度地震烈度的房屋，也不过增加15%的资金。从7度到9度增加10％的资金。震区的建筑物每平方米施工资金是多少，是可以计算的。根据10年前建成的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建筑成本每平方米为400元，目前材料涨价，就算每平方米1000元，增加10%，也就是100元。刚好是周福林院士说的数量。

　　“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源自荀子，意思是说，在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前阻止是上策；不好的事情刚发生就阻止次之；不好的事情发生后再惩戒为下策。

　　新疆是多地震地区，当地的居民原来的建筑与西亚地区差不多，是用泥块搭成的土坯房，非常不抗震。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震区人民的住房质量，决定实施城乡抗震安居工程。该工程的目标是对地震多发、易发地区的民房进行彻底改造和建设，提高抗震设防标准，消除地震灾害隐患。

　　抗震安居工程实施五年来，中央政府和新疆累计投资321亿元，新建和改造城乡抗震安居房152.2万户，其中农村占大多数，共有691万民众迁入新居，占2004年抗震普查鉴定危房的七成。在较为贫困的南疆三个地州，近60多万贫困户彻底告别了世世代代居住土坯房的历史。

　　新疆的做法几乎是立竿见影，因为抗震房修建的时间长，在这过程中发生地震，修好的抗震房没有受灾，而没有修的土坯房倒塌了。

　　仅举几例：2005年2月15日新疆乌什6.2级地震，2475户抗震安居房，2007年7月20日新疆特克斯5.7级地震，9330户抗震安居房，2008年3月21日新疆于田7.3级地震，30790户抗震安居房无一受损。

　　在物质上是否对灾难设防，在精神上是否对灾难设防，在灾难到来之际，可能迎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广西柳州市是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第一座百亿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居全国第18位，并跨入我国24个小康城市行列。

　　柳州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已形成了以汽车和工程机械为主体的机电工业，以钢铁和有色金属为主体的冶金工业，以糖、烟、造纸、牙膏为主的轻工业支柱产业以及以出口为导向的纺织、建材、化工等门类齐全，基础雄厚，结构合理的工业体系。

　　但在1996年以前，柳州市是一个不设防城市，当年7月19日起，柳江支流融江流域暴雨，19日最高水位92.43米，超出警戒水位10.93米，市区197条街道中有196条被淹，受灾企业1000多家，1万多台设备被洪水浸泡，直接经济损失97.1亿元。洪水过后，柳州市吸取教训，加强设防，在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中损失减少了。

　　减灾投资也属于政府投资的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据我国著名灾难学家高建国测算，减灾项目的投入产出效率大约在1比10以上。这对于减少社会风险，安定人民生活生产，具有特别重大的作用。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在建区的初期，专家们发现，由于该区地势低洼，一下暴雨，全市的积水都会流入该区，造成渍水。他们建议，如果先花费1000多万元，将罗湖区的地面垫高一米，就可以免受损失。可惜的是，当时的领导没有听取专家的建议。结果1993年两场暴雨就损失了13亿元。

　　罗湖区吸取教训，加大投入，为了消除涝渍灾害，扩大了排涝设施。2008年6月发生大暴雨，深圳市其他地区积涝成灾，唯罗湖区排涝及时而无恙。

　　汶川地震半年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2008年12月27日下午，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首次明确农村民居抗震设防要求，国家对需要抗震设防的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将给予必要的支持。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但是，每个中国人的脑子里，都应该想一想，作为一个自然灾害极多的国家，中国的民众，为什么那么缺乏灾难意识？难道中国的百姓们忘性那么大，对灾难的记忆力那么差吗？

　　灾难从来不是只发生在邻居家！

　　我们还应该问问政府相关部门，为什么作了多年的减灾宣传，民众脑子里没有灾难随时可能发生的概念，防灾宣传还只是停留在发材料发宣传品的水平？

　　防灾，不能只看印在小传单的防灾知识，那是要动手干的！

【作者简介】

　　朱玉，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进入新华社工作，现常驻香港，为新华社亚太总分社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中共十八大代表。

　　曾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纪录片大奖，其以汶川地震为背景撰写的报告文学《天堂上的云朵》获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报告文学第一名、新世纪第四届《北京文学》奖一等奖，并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巨灾对阵中国》获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报告文学第一名、新世纪第五届《北京文学》奖一等奖。